袁林海自从与几个哥哥分家以来，家里就没有半分积蓄。

分家单独过没多长时间，李淑芳就先后怀上了大儿子和二狗子，上山劳作的时间相对大减，全家的压力几乎一下子全集中到了袁林海一个人身上。

等到二狗子半岁大，李淑芳可以上山劳作时，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了。而随着二狗子一天天长大，家里的开销还在持续增长，入不敷出的状况越来越明显。

为此，袁林海就像是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钟表——除了正常上课领取长年一成不变的工资，还想尽千方百计挣工分。

如果学校放学早，袁林海可以赶在生产队社员收工回家之前，到地里为社员们记工分——记好每位出工社员全天的工分后，袁林海自己可以获得半个工分。虽然获得的工分少，但总比没有强，也比较轻松。

每逢寒暑假，袁林海就不可能这么轻松了，他得去干最累、最苦、最费力气的活，一天下来能够挣十二个工分——是正常人全天劳动工分的一倍半。

暑假期间一般是和生产队几名青壮人员上山抬石头。

早上拿着抬杆和绳索，从家里出发，徒步翻过操场山，继续向北走四五里山路就到了“花果山”。

花果山上以前全是树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山上的树木被无计划的砍伐一空，而今山上光秃秃的，只留有一些杂草。到了夏季，烈日当空，山上便没有任何遮阴挡凉的地方，人在山上酷热难当。

石厂位于花果山半山腰，袁林海几人到达石厂后，做好有关交接，就必须抬着好几百斤重的石头——石板或条石，往生产队赶。

“呀嘿，哎喂，哟呀走马上平川那个好嘞，耶嘿嗨喂呀呵喂，哟喂行得那个快……”一路吆喝着号子上山下坡。

力气稍弱一点的，走出几百米就得直喊歇气，歇上几分钟再继续上路，等将石头抬到生产队时，几人早已肩背生痛、衣衫汗透……

寒假经常是挑着甘蔗去县城卖。

生产队从一九七六年起开始种起了甘蔗，除了留下少部分熬制成糖，其他大部分甘蔗都要送到县城去卖掉。

一大早吃过早饭，带上几块红薯干或玉米饼，在生产队保管室称好甘蔗的重量——袁林海自己一般会盘上一百六七十斤，就与同伴一道，肩挑甘蔗前往县城。

通往县城的道路较之北部山区要略微平坦一些，但也有不少坡坡坎坎的山路，弯弯拐拐六十余里，全凭脚力前往。

到了县城，卖掉甘蔗，往回赶时差不多已是下午三四点钟。想要早点回到家中，就得加快脚步，否则必定会走上一段夜路。

再就是演戏可以挣少量的工分或现金。

为了丰富人民群众的娱乐文化生活，每年正月古田大队都会组织几场戏剧表演。

新年一过，大概是正月初三、初四起，大队部代销店前空阔的平地上就搭起了高高的戏台，同时也在告诉人们明天这里会有“戏曲”。

第二天，知悉消息的人们你叫上我，我叫上他，相携着从四面八方赶来。蜂拥而来的人群拥挤在戏台下，兴致勃勃的观看戏剧表演。

这时袁林海就是当之无愧的主角。

《智取威虎山》中的反匪战斗英雄***、《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参谋长刁德一、《陈世美与秦香莲》中的陈世美等等……都是袁林海饰演的对象。

有一次，李淑芳也赶来看戏。

她抱着年幼的二狗子，站在人群外远远地看着戏台上的袁林海……临近结束时，二狗子蓦然号啕大哭起来。

一问原因，原来是二狗子看见戏台上的爸爸正被一群人五花大绑——这场戏，袁林海饰演陈世美。

袁林海如此“拼命”，妻子李淑芳也不是混日子的性格。虽然出门上山总带着二狗子这个“拖油瓶”，不能干重活挣更多的工分，可坚持下来总也有一份收获。

饶是如此，袁林海家的生活状况仍然是捉襟见肘、苦不堪言。

夫妻俩身上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一穿就是好几年；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二人连买盐巴和煤油都得在大队部代销店赊账；饮食上更是长年不沾荤腥，主要的吃肉机会是等生产队分猪肉。

说起生产队分猪肉，又是一段心酸事。

坝上人一年大概能够分上两三次猪肉，基本上都是在端午、中秋和过年时才会分一次，有时光景不好，中秋那次就免了。

坝上总共三百余人，每次分肉，人平能分到半斤左右，再多也不过六七两。各家各户去领猪肉时，却是一番奇景——瘦肉不要，只要肥的，骨头不要，有骨头就得折价。

好不容易分到了肉，不少社员把肉提回家时，却又舍不得一下子吃掉。

昨办？

那就挨家挨户轮流做。

袁林海家所在的院落，每一次生产队分完肉，院子里的肉香最少能持续三天——袁林海、袁阳春以及袁寿福，三家事先商量好分得的肉谁家先做谁家后做。做好了也不是三家人一起同桌就餐，而是做肉的一家铲上两碗肉，分别送到另外两家，以此轮流。

当然，等到二狗子和袁阳春家的黑二、黑三再大些时，这种情况又有改观——几个小家伙学会了吃霸王餐，院落里只要有哪一家吃肉，四人肯定就是谁家不请自到的“桌上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