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工人体育场堪比目前正在建设的鸟巢，三年前，这里成功举办了亚运会，可从来没有举办演唱会的经验。管理者担心草坪会被破坏，希望赛特先预付100万人民币的押金。

一旁的美方人员告诉他们其实不必担心，去租一些塑料啤酒箱垫在上面，草坪就可以透气，不会枯死。

“而当他们得知演唱会的主角是杰克逊后，突然表示可以考虑免除押金，并立即上报主管部门。”王安说。

美方的第二个要求比第一个突破起来更加顺利。

杰克逊的演唱会器材最少需要三架130大型运输机，希望中方单独开辟一条名为迈克尔杰克逊北京之旅的专门航线。王安没有想到，在国家空中管制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主管机构竟然同意了赛特的这一申请。

“现在想起来很正常，就是一个专机航线，但在当时确实有些匪夷所思哎哟，怎么可能”王安说。

不可能的事还发生在北京奥申委身上。既然不是为了挣钱，双方都希望把演唱会定在一个特殊的日子，发挥它宣传中国的最大效应。而1993年9月23日，奥申委在摩洛哥的蒙特卡罗，竞逐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并且志在必得。

赛特想到了这个特殊的日期。双方约定把日子定在申奥前夜，届时在演唱会现场，杰克逊将通过参与实况转播的330多家电视台，呼吁他的全球歌迷与他一起支持北京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

对于赛特的这一想法，中国奥申委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没有站到前台。

“那样会变成一个政府行为，这样杰克逊在美国面临的压力就更大，因为他选择了北京，在那个年代，西方不希望中国有机会展示自己。”王安有些沮丧的说。

进展比想象中要快。1993年5月，在西班牙的世界音乐大奖颁奖礼上，杰克逊宣布了他9月来北京举办演唱会的消息“behere”，并在其后的两个月不断向北京释放出善意将百事可乐赞助北京演唱会的1500万美金捐给包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内的五家中国慈善机构;将邀请斯皮尔伯格等十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每人拍摄一部宣传北京的电影短片，所需制作费由他个人承担……

在张扬看来，杰克逊对中国的热忱，带有些偏见压力下的同病相怜。

“杰克逊的潜意识中，认为中国不应该是、上的中国，他要亲自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他坚信世界的偏见可以被改变。”王安说，当时杰克逊对北京的期待，远远大于北京对他的期待。

对于美方，中方是有求必应，对于中方的担心，美方也很配合。美方承诺，中方只需保证每个步骤的执行和拿到批文，无需给杰克逊支付任何费用。因为电视转播收入归杰克逊公司所有，光这项费用就冲抵演唱会的所有开支。美方甚至同意，如果观众不够多，中方可以自己组织观众。

在这次演唱会上，杰克逊还将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将“北京之旅演唱会”作为他的收官之作，结束长达一年多的全球巡演，并在北京宣布退出演艺行业。这意味着杰克逊要放弃9月初的台北之行，台北是原先“危险之旅”的其中一站。杰克逊公司承诺如果获得演出许可，杰克逊将先去香港，然后到北京，而不去台北。

如果在9月1日之前，还没有拿到演出许可，杰克逊将直接从美国飞往台北。

北京还是台北

7月底，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就等中国官方的一纸批文。

“执行审批手续的文化部其实做不了主，他们说要送到上级主管部门，等待更高层的答复。”王安和赛特的所有同事并不知道送到哪个层面，那就只能干等。

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的人都在公司里待着，期望奇迹有一天能来敲门。“当时，只要电话铃一响，所有人都奔着电话而去，像神经质一样。”王安兴奋的说道。

电话里充斥着各种询问。记者们问，到底有没有戏;奥申委的工作人员问，进展到哪一步了，他们马上就要去蒙特卡罗了……已经焦灼不堪的黑子和王安还有他们的同事，不得不强装镇定、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复说“相信我们，请继续等待。”

美方也没办法，只能和中方一起等。有时，他们也会打来关切的电话，善意地提醒中方，还需要他们做些什么。“你们做什么都没用了，多给我们一点时间，大家一起等吧。”王安当时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奈。

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赛特会托朋友问问文化部的人，到底他们最近在忙什么。突然有一天，文化部的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想看看杰克逊的录影带。

这是个好消息。赛特的人马上搜集了杰克逊的演唱会，、格莱illbar的获奖片段给他们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