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之世，诸侯王从骄纵到守臣节，这与中央的政策密切有关。

前汉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为稳固政权，大封宗室为王，欲以之为藩辅，拱护京都，宗室由是蓬勃发展。文帝后，宗室势大，与中央抗衡，於是朝廷又开始大力限制宗室，经七国之乱，又经武帝整治，宗室遂转衰微，到西汉末年，已是“宗室衰弱，外无强藩”，“中外殚危，本末俱弱”，使得王莽“无所忌惮”，於是篡汉。

东汉初年，光武皇帝鉴於王莽篡汉的教训，曾一度放松对宗室的限制，但东汉初与西汉初不同，客观形势不需要光武皇帝像高祖那样靠利用宗室来巩固政权，所以不久后，光武便在西汉基础上继续致力於限制宗室的各项政策，“诸侯禁纲，日月增密，末世衰微，遂以卑弱，宗室惧於罪败，同姓挫於庶民”。对宗室的管制越来越严格，宗室忧惧获罪，所以谨小慎微，在朝廷的支持下，国中的吏员严苛地监督宗室，从某些方面来说上宗室还不如庶民。

不过，中央对宗室倒也不是一味的限制，宗室衰微了，中央不必再担忧地方反乱，可是没有了宗室为羽翼，自就会有别的人起来擅权乱政，乃至举旗造反，“一夫攘臂，故以能乱天下矣”。故此，为了汉室江山，当朝政不稳的时候，中央也会利用宗室。

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势大，交替执政，大权旁落，遂从桓帝起又开始重用宗室，刘淑因得以跻身天下名士的领袖“三君”之列，与窦武、陈蕃齐名。汉末灵帝时，天下大乱，宗室越发得到重用，刘虞、刘焉、刘岱、刘表、刘璋、刘繇、刘备等遂或被拜为公卿，或登州牧、刺史之位。建武元年至延熹三年，百三十多年中宗室任公卿者只十余，而从延熹四年起，每当公卿缺员，皇帝常欲用宗室，从延熹四年到中平元年，二十三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至少十一例，又从中平元年到初平元年，六年间，宗室为公卿者达十七例。

宗室对自身的政治地位太过低下本就不满，在朝廷改变旧例、重用宗室后，他们也积极地给以配合，参与到政治中去，灵帝建宁元年，窦武谋诛宦官，宗室参与者有六人，汉末的诸刘就更不必说了，或参与讨董，攻击不臣，或以复兴汉室为己任。

终两汉之世，中央对宗室的态度可概括为：限制与利用，从利用到限制再到利用，政局稳定时就限制，不稳定时就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