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有话要说：我说过写的东西都有自己的影子，宋司南的这段经历就是我根据亲身经历改编的。　　宋司南浑浑噩噩的来到了陌生的国度，一直被一种难以言状的负面情绪包围着，说不清是离愁别绪，愧疚悔恨，身不由己，还是其他道不明的哀伤，愤怒，无助，像洪水退去后的废墟一般支离破碎，无法收拾。她的命运迄今为止已经够离奇颠覆，匪夷所思了，老天爷的恶意玩笑先且不论，就连平庸无奇的传教士也能随意修改她的生涯，尽管她深知这是为了她好。　　　　以前奢望的片刻宁静现在可以肆意挥霍，那不是静，而是死寂，约翰神父变了。当年那个虽然虔诚的愿意随时为上帝献身的人也曾经高声教导学生，“上帝赞美科学”，而现在的约翰神父再也讲不出那样的话，他说自己的祖国用□□来结束战争是杀戮，是堕落，是无边的罪恶，即使那是怀有好的目的，也确实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他总是沉默寡言的保持机器人一样的作息，平静，礼貌，对于不符合自身系统的输入无法处理或输出。那整洁舒适的小房子对于宋司南来说，是一个晦涩如墨汁般的牢笼，尽管没有人限制她的自由，也没有人在意她是谁。走在街上，人们都热情的与陌生人打招呼，走过去以后，没人在乎刚才跟谁打的招呼。　　　　刚来的几个月，她每晚几乎都会被噩梦惊醒，孩子们表情复杂的面孔在脑海中交织环绕，她当初想了又想，让他们跟程军医走是最好的选择，约翰神父那里有指标限制，他的资源不足以带走那些孩子，纵使是自己的名额，其实也是李长官斡旋的，她猜想可能李长官动用手中的权力帮教会一些忙作为交换。然而，每次在梦里她都会喊着，“不，我不想抛下你们。。。我不想啊”，像是无休无止的忏悔。道义之于国人来说是天地正道，是唯一的正解，无论具体操作起来合不合理，是否可行，至少看上去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反之，容易被人戳脊梁骨。不用别人说出来，她读得懂孩子们的眼神，那是在说，“你本可以不走啊，我们在一起，不用跟任何人走。。。”，这的确是一种选择，尽管看起来希望渺茫，前程艰险，但没有发生的事谁说得准呢？作为一个受旧式教育成长起来的人，忠孝礼义深入骨髓，她没法逃脱。　　　　久违的课堂给了她一丝宁静，尽管她并不能心无旁骛的听课，但是大学里的台阶树木，朝霞斜阳，对她来说都是无比纯净神圣的，看着来往的青年男女，她不止一次的想起那个记忆深处的白衣少年，似乎他就在校园的某个角落里，与匆匆的人们擦肩而过。她看不见他，但却能感受到他的身影，明明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可她不愿意放弃这种感觉。骗骗自己无伤大雅，有什么不好呢？约翰神父每天没日没夜的讲经，要么就在祈祷室里一呆就是一整天，不也是在骗自己吗？　　　　她就读的学校是纽约州立大学，注意并不是纽约大学，完全是因为离得近学费低，后世留学风潮掀起今年不衰的狂热，纽约州立大学虽然排名并不太靠前，但由于地理位置和性价比的优势，其受欢迎度经年不衰。而她入学时，这所大学还远没有后世的规模，甚至只能算个学院罢了，授课的教授讲师即使多年之后也仍然寂寂无名，然而这些都难掩那个蓬勃向上，思想的火花碰撞激荡的年代，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真心实意的相信自己的研究会改变未来，并为之不懈追求，而非后世被预算经费所奴役，研究只为发文章，影响因子论英雄的学术界。学不能以致用，何以酬光阴？　　　　宋司南当时并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参与到这个伟大世代的创意中，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哪怕是在后世的美利坚，选择攻读物理学的专业的女性寥寥无几，更别说半个世纪前百废待兴的新视界，她少年时受约翰神父的影响，对于这个一般人看来无比枯燥的学科产生了兴趣。她还记得，当开始将伽利略的力学三定律时，约翰神父说，上帝推了静止的物体一下，然后物体才开始运动。她觉得不可思议，这不是科学而是神学，但之后的课程使她迷上了这个在古代中国称为格物的学科。任何生活中的常识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这是一件多么值得振奋的事，那时，她感到从未有过的力量，仿佛这世间的事都有道理，只要学会了，就有章可循。　　　　尽管多年未碰书本，她还是快速拾起当年的知识，患者忐忑的心情，惴惴不安的参加了入学测试，没想到试题出奇的简单，她的分数名列榜首，学校不但免除了所有学费，还给予她每月一定的生活补助，足够她独自生活所用。她其实可以从约翰神父那里搬出来，从本心上也更喜欢自己的独立空间，可约翰神父是她与李长官，旧部下乃至孩子们联系的唯一纽带，尽管也没什么消息传回来，但是对于那个通讯困难的年代，一封家书，只言片语，都是难得的安慰。当时国际间普通人的联系，还只能通过发电报来沟通，也是最快的方式，打电话是不现实的奢望，在这种情况下，对音讯的盼望已经近乎宗教式的祈盼。　　　　每天她都想办法在学校多呆一些时间，很多时候，直到天擦黑了她才恋恋不舍的离开图书馆回家，纽约的街道一直有着与国际大都市不相符的名声，脏乱，破败，罪恶滋生，街的一边是天堂，另一边是地狱，多少年不曾改变，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约翰神父要求她天黑之前必须回家，其实她并非不能保护自己，可约翰神父言简意赅的告诉她，这里随便一个流浪汉身上都可能有枪，而你没有。她无奈地点点头，他说得对。回房后，她无奈的想着那句话，心里不可抑制的苦闷起来，我的枪呢？她在黑暗里问自己，枪此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武器，而是力量的化身，她感到很无力，原来自己离了李长官的支持，什么都不是，当年做了那么多万般无奈的事，最后什么都没能保住，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哪里？　　　　她尽可能多的在节假日里，那些不能去学校的日子，帮约翰神父做些事，不涉及信仰。她本来就是热情率直的人，在这个西方国度里倒是颇为自然，不管是为穷人派发食物还是照顾慰问社区里的老人，孤儿院的孤儿，她都发自内心去做，仿佛在补偿内心深处的窟窿。约翰神父与她心照不宣的合作着，慢慢的，人们记住了这个神父家的女孩子（她名义上还未成年，约翰神父是她的监护人），把她接纳为社区的一份子，走在街上，人们依旧招手问好，只是关心多了起来，不再流于形式。　　　　如果日子能够一直这样下去，其实没什么不好，人一辈子，真真假假，快乐总是不多，能安乐平静的度过一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可当她接到约翰神父给她办好的身份证件时，指着年龄以为是笔误，却被告知这是有意为之，她理解，但忍不住惆怅，人生的一半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被抹掉了，可事实真是如此吗？最起码，她的记忆还完完本本的记录着那已经不存在的岁月里，难以磨灭的人和事，还有她的右眼，早就不复原来模样。　　　　当挥手与那些陪伴她度过颠沛潦倒生涯的人们时，她就隐隐觉得今生今世，这些人中的一大部分，再无缘相见。从姑苏到滇西，天南地北她没少去，每次都是说走便走，毫不犹豫，从来没有乡愁的概念，可不知怎么的，这次她如同小儿女一般止不住的哭泣，眼泪流干了也排不尽灵魂深处的忧伤，她觉得自己心中有一块被撕扯去，永远的空了。在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她的手心长出一颗痣来，开始只是不起眼的一点，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中逐渐变大，直到变成类似心形，米粒大小的一个，才不再长大。以前听老人们说过，这掌心痣是前生缘，未了债，她心想怎么会有陌生人在遥远的国度等着收她的债，况且，她也没什么可以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