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街上的老樓是60年代的產物，L型，一條狹長的半封閉走廊串起了四層44戶人家。　　　　已是半夜，寒風凜凜，家家戶戶關門堵窗，寂靜得時間都被凝固了。　　　　大軍摸了一把自己泛著青的勞改頭，挪挪坐在半露天陽台圍墻上的屁股，看著對面呈鏡面一模一樣的十號樓，同樣的萬籟俱寂。他想，難怪耗子都喜歡晚上出來，我們是同類。　　　　大軍是昨天剛出來的，戴著黑色毛線帽子，穿的是青灰的棉襖，黑棉褲黑棉鞋。走起路來佝僂著肩，低著頭，杜絕了所有詫異的，譏諷的，避之不及的眼神。他緩緩掏出鑰匙，眾目睽睽下走進奶奶留給他的小房間。　　　　房間太久沒人住，沒有通水電，大白天也黑黢黢的，一股子霉味。只是陳設還是老樣子，一張鐵架床，一組泛油的組合柜，再往裡走，是空無一物的廚房，只有拆不走的灰色水泥灶台。　　　　大軍楞楞看了會，想抽煙，又想喝酒，還想上趟廁所。廁所在走廊的盡頭，樓梯旁邊，他需要來回走過這層樓上一半人家的窗外。“不夠丟人現眼的”他思忖著，慢慢坐到鐵架床上，沒有褥子，木板上還有沒刨乾淨的倒刺扎腚，他都沒覺出來，把頭架在鐵欄杆床頭上，閤著眼睛。　　　　出來整整三十三個小時了，沒有人搭理大軍，哪怕在他門口咳一聲。趕著夜裡小賣部馬上要關門，他悄悄摸下樓買了一斤二鍋頭，一小袋花生米，還有一包大前門。　　　　痛快地走出公共廁所，大軍撈起放在廁所門口的酒和花生米，慢悠悠走回自家門口。長腿一伸，坐到半封閉陽台的圍墻上。花生米第一個被解決掉，他才覺出來自己是真的餓了，懊悔沒有買上兩包花生米，只好打開酒瓶，悶上一口二鍋頭。　　　　辛辣的酒像是一把利刃，把大軍從頭到腳劈了個透。耳邊響起哥們兒們的叫好聲，那時他才16，濃眉大眼，人稱“小蔡國慶”。他也是這樣吹著瓶子，喝啤酒一樣喝著二鍋頭。在沸反盈天的哄鬧聲中，他滿不在乎地甩甩頭，忘記了教室裡的老師同學，忘記了無影無蹤的跑路父母，也忘記了在家糊紙盒盼他學好的奶奶。　　　　那時大軍覺得，只有哥們兒才是自己唯一的親人。他們惺惺相惜，他們肝膽相照，他們是彼此失散多年的親兄熱弟。他一直都勵志做那個最講義氣的，最不求回報的，最值得結拜的人。　　　　終於在那個夏夜，大軍做到了，一人抗下所有罪名，背上一條人命。因為差幾個月十六周歲，他判了十年。從抓起來到判決下來，沒有人來看過他，親兄熱弟們全部無影無蹤。而奶奶，聽公益律師說，在家摔斷了腿，門都出不來。　　　　大軍頭一次緊張了，奶奶的粗嗓門，奶奶身上經年的香煙味，奶奶鬢間已花白的頭髮，一股腦襲來。他反射性地抖起腿，“斷了腿誰來照顧她！”他拍著桌子，質問公益律師，對面帶著黑框眼鏡的男人冷冷地看著他，一言不發。　　　　再後來，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直到今時今日。他在高墻裡度過了3600多個日日夜夜，從16到26。他總算學會一件事，就是低頭。不是抬頭向前看，不是回頭向後看，只是低頭向下看。　　　　大軍喝高了。他低頭看自己已經重影的手，傻呵呵笑起來。“我他媽還真成了耗子，有四隻爪子！”他笑得胸膛都顫抖起來，晃得坐不住。他向樓下瞄了一眼，烏漆嘛黑，“這麼大頭向下能摔死嗎？”他迷迷糊糊想著，只是須臾，他栽了下去。　　　　一聲沉悶的響聲在冬夜裡散開，實在是外頭太冷了，連狗都躲在溫暖的角落裡，象征性地睜睜眼，懶得出來看熱鬧。大軍睜開眼，身上連酸痛都沒有。他不知道，一樓的住戶搭違章房都快趕上二層樓高了，不消說他從三樓栽下來。　　　　大軍目光清明地看了會漫天的繁星，復又模糊了。栽下來的那刻，他清楚地聽到奶奶的聲音。　　　　“大軍！上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