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医院的医生们，都有两种职称，分属两个部门管理。　　从教师的角度讲，是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解放前的教授，还要分一二三级；属教学编制，简称教编，由高教部门管理，确定编制人数，调工资、评职称、及住房修建，也都由高教部门负责。那时的教授、副教授多是解放前或解放初评定的。　　医院初建，来的教授、副教授，屈指可数。全院只有二十余人，几乎都是科室主任。他们每月的工资，高得吓人，是工人的七八倍，低年医生的三四倍。那时，人们对教授们，都非常尊敬。　　从医师的角度讲，是指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总住院医师、住院医师。由卫生部门管理，属卫生部门编制，简称卫编。同样确定编制人数，调工资、评职称及住房修建，也都由卫生部门负责。　　医院这个“儿子”，就有了两个妈。看似左手右手，都能伸手向妈要钱，是件大好事。但在实际管理中，却困难重重。　　因不论教编、卫编，都要肩负同样的医疗、教学、科研三大任务，在医院的工作中，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旦教编有较多的评职称、调工资的名额，就都能喜笑颜开，高升一级；而卫编的，就只能干瞪眼。反之，卫编名额多时，教编的又干瞪眼。人为不平，竟然长期听之任之。　　解放后，因不重视评职称，多数讲师、副教授，早已具备高一级甚至两级的水平，但仍只能拿现有级别的工资，心中免不了有怨言，但绝对不能吐露，以免被扣上，争名夺利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帽子。　　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恢复了职称晋升，并年年都有人升教授、副教授，尽管仍有名额限制，但没有几年时间，一个科室的教授已多至三四位，副教授多至七八位，还有不少人排队申报。　　因此，有人说：“过去的教授凤毛麟角，现在多如牛毛”，明显有贬低后者之意。其实各有千秋，前者，医德高尚，基础扎实，精通外语，在当时诊治水平冒尖；后者一年做的手术，相当前者一生的手术；多数人也能漂洋过海，掌握最新医疗技能。　　那时的高年医师，有的曾留学欧美，在新中国刚成立时，就毅然冲破重重阻力，回来报效祖国。他们见多识广，功底深厚，能传授国外最先进的诊治技能，倾注心血，培养我国的医生。　　有的是医学博士，已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对本专科的疾病，有极高的诊治能力。他们肩负着救病治人，指导低年医生的重任，又要刻苦研究，疑难病症的诊治，或医疗器械的改进。　　有的早已著书立说，撰写的专著、论文，畅销国内外，一版再版，供不应求，并因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常参加外院疑难病症的会诊，医科院校教材的编写。　　……　　他们除了敬业外，对祖国的繁荣富强，更是时刻牵挂。能拖家带口，从生活优越的地方，来到这艰苦的大西南，已表明了对党和国家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无限忠诚。　　在极为困难的连续三年荒年中，又都能咬着牙关，同甘共苦，奋力抢救患者，挺了过来。没有任何人动摇，退缩，更是令人敬佩。　　那时，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也视为宝贝，十分关怀，荒年时发给他们特殊的票证，购买其他人买不到的食品，或在指定的地方，吃一顿有油水的饭菜，以保证们的健康，专心从事研究。　　他们中也有人将这些票证，转送给更为需要的下级医护人员或病人家属，对这些肚子一直咕咕叫的人，对这些家中还有卧床老人、年幼孩子的人，真是雪中送炭，许多年都忘不了他们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