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的违制而治是天子与朝臣共同所为，如此一来，便在成法之外又加惯例，而这种不成文的规定执行起来最是麻烦，脱离了国法律令框架的约束后的朝政处理起来往往按律有失、依例无咎，平日里无错便是对，有错则错上加错，可终究留下了违律的把柄，真深究起来，却是无错也是错。

因而不奉诏启用诏狱要论起罪来，政事堂和御史台一个下令一个执行，谁都逃不过，但板子打高不如打低，只当执行出了错，而非施政有误，否则论起错处来，撇开三省而于内廷下诏的天子就是违制的首犯了。故而这罪责只能由齐正浩来承担。

何况，齐正浩还犯了更严重的忌讳，天子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政出他门、皇权旁落。不管齐正浩所为是否一心为公，一旦他不奉太子令书的行为被与藐视太子和不尊皇权对等了起来，今上再宽仁也不能容忍天子权威被冒犯。

事情就是这样矛盾，天子最不乐见自己在世时，朝臣便对太子俯首帖耳，若齐正浩对太子言听计从，奉令书如圣令，必然为陛下不喜但天子却又绝不容忍臣子轻慢太子所代表的权力，这是天子君临天下的根本。正如一国之君对自己儿子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既不希望他软弱无能，又害怕他比自己更受拥戴。

天家父子君臣，天子与太子是先父子还是先君臣，端看天子的心意了。可这心意反复无常，外人殊难把握，稍有不慎便同时惹上两者的怒火，齑身粉骨。

此时的齐正浩正是置身于进退维谷的惨境，别说保住御史大夫的位置，恐怕连性命也难保了。

赵学舟看得出来，那些官场上的老油子如何看不出，自然也是屏气凝神作壁上观。方才撸袖子上阵的低级官员虽不能通透其中利害关系，却也知见风使舵，早就在一个个被顶了回来后便偃旗息鼓了，等着上官指示，上官默然，他们便也沉寂。一时间，清流一派皆是默不作声。

而墨党则纷纷附和墨轩，皆言道：“相较于齐大人在御前弹劾攻讦，墨大人与齐大人何者安陛下心，何者惊扰陛下，不言而喻。请诛包藏祸心之齐正浩。”由齐正浩发起的弹劾兜兜转转，转了一圈后回到了齐正浩自己的头上。

在墨党的喊打喊杀声和清流一筹莫展中，墨轩又启奏道：“陛下，至于移政东宫，臣认为不宜操之过急！

太子至孝，时常与微臣言及，君父在上，先君后父，为臣子者不敢僭越擅权代理国政，但君父病体违和，亦不敢眼看君父为国事操劳。为臣不该越权秉政，为子当为父解忧，两者相悖，太子左右为难，寝食不安！

今日适逢墨大人忧心陛下龙体及国事，提出此事，臣有话说。太子不弃微臣粗鄙无用，折节下交引为知己，臣便斗胆替太子言明心声，太子想恪守孝道，亦想为臣尽忠，一时难以取舍，不如暂且搁置，以待两全之法。

事有轻重缓急，枢衡更迭兹事体大，还需多加推敲，以策万全。黜奸佞，正朝纲刻不容缓，所有之争端皆由御史台擅权僭越而起，还请陛下严惩齐正浩，以止息事端，还朝堂清明。”

墨轩所领之职皆在东宫，与太子最是亲密，他的态度也代表了太子的意见，他最有立场推拒，说出的话也最有分量。加上他与提议移政的墨远重又是父子关系，由他出面推脱，亦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他话说得漂亮通透，事有轻重缓急，先处理了齐正浩，移政东宫的事可暂缓。条件已然开出，若清流借坡下驴，此事告一段落若，再为其争执下去，怕是要再横生枝节。齐正浩本就难以脱罪，牺牲他换取墨党妥协，又有谁会反对呢？一时间尘埃落定，齐正浩欺君罔上、罪不容诛，东宫放弃贪权揽政成了这一番龙争虎斗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