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铁忠的左膀右臂，我全面负责情报工作，特别是对高级军官的稽查。瑞澂那种极端的做法，都是极个别集团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和色彩的，而且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是我们这个又穷又落后的国家承受不起的。但是，作为对个人品质和性格来讲，我们又很不喜欢黎元洪这类人，他们总在生存是人类最大的权利的信条下，心安理得地活着。趋炎附势也罢、中间骑墙也罢、苟延残喘也罢，看人眼色圆滑地生活着，给历史留下的是一堆堆软体动物的残骸。相反的，我们对于那些党人，特别是那些下层的士兵，对他们个人的那种大无畏的反叛精神，还是很欣赏。

比如邓玉麟，为了搞经费，到处上门勒索，为此，我们派邓兆麟暗示他，我们知道他不是一般的强人，但还是希望他停止在社会上的这类活动，即可以既往不咎，不伤害革命党人，又让整个社会表面和谐一些。又如彭楚藩，自湖北宪兵学校毕业，时由我审核其历史，发觉他曾因加入日知会，涉嫌被逐出炮队。但我同意其加入宪兵，后因勤于职守，被升为宪兵营正目。我其实很注意他，如在辛亥年中秋时，他也顾不得合家团圆，而将妻子女儿打发回老家华容。这就表明了起事在即。有这么件事，我们“泛”就很清楚。武昌首义前夕，共进会活动经费奇缺，适逢该会会长刘公携巨款来汉，党人希望他资助革命，但刘公以托词推辞，党人们无法可施。邓玉麟和党人彭楚藩商量，决定和刘公来硬的。

这时彭楚藩为宪兵营正目，那天，他身穿宪兵制服找到刘公，开门办学就对刘说：“听说你准备北上捐道台？”刘公不悦说道：“买官乃家父之意，我不过借此向家中索款输助革命。”彭楚藩伸手道：“目前新军运动成熟，只是缺乏举事资金，既然如此，请把汇票交给我们！”刘公更加不悦了：“这笔款子，顶好由我自己保管。”彭楚藩唰地站起身，声色俱厉：“共进会已选有管财务的负责人，你却不愿把钱拿出来，难道真要去北京捐道台？那好，这是你的手迹吗？我将持此首告于官。”说着，出示刘公从东京同盟会抄回的革命方略。刘公无奈，只好尽数拿出银票。这个故事意味深长。很能看出邓玉麟和彭楚藩等下层党人的性格，它还说明任何时候，“穷”和“富”都是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也许，这才是我们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矛盾。从我们这个角度看，武昌起事成功是必然的，迟早的事它要是失败或夭折反倒是让人费解的。“事成于思毁于随”！我们得益于老祖宗的教诲，为此，我们“泛”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人算不如天算，起事那天风云突变，特别在义军用大炮轰击总督府后，瑞澂慌忙在总督署围墙上凿了一个大洞，逃上了停泊在江心的“楚豫号”，这时逃命才是第一重要的。很快，藩库、官钱局、铜币局、造币厂等都被义军占领，所有钱财都来不及带走。一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切是瑞澂完全始料不及的。那天，我在巡防水师。

我们“泛”在义军攻打藩署时并没有闲着。自从汉口破获了共进会的领导机关后，刘同在被捕不久就招供了，加上宪兵队所获的党人花名册，瑞澂指示按图索骥抓捕革命党人。形势突变，一切都表明双方的最后决战就在眼前。瑞澂否定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安抚为主的建议，决定对党人实行坚决镇压。我们“泛”根据湖北敌对双方力量的对比，相信瑞澂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只会加剧自己失败的速度。瑞澂和铁忠给我的任务是安排联络，特别关注把那批财物转移到“楚豫号”上去，这个使命正合我意，这样一来，能让我有权随意安排“泛”系弟兄，让他们自然而然地执行我和唐飞、邓兆麟等人原就精心策划的计划，也为我们在历史突变时，顺利执行我们“泛”的关键一击提供了便利。我们准备了三条船，首先安排家眷们一起上船。那天，当楚望台炮火隆隆时，我们就开始装船准备撤移。在一般人看来，藩署是湖北布政使衙门和藩库的所在地，湖北全省的现金均汇集在那里。因此，起义党人首先向藩署猛攻，布政使连甲是少数顽固抵抗的官员。他们那儿打了一夜，拂晓时才停火。其实，我们的真正目标是唐飞守卫的属于度支部的那个银库，它隐蔽在蛇山后山的山洞里，外人很难知晓。

后山有暗路直通长江边，在他们双方一夜的激烈战斗时间的里，我们已经把所有的老银元等都稳妥地装上了船。当然，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并没有按瑞澂的指示把它转驳到“楚豫号”上去。我们“泛”相信，大清朝必亡，我们是决不会做它的殉葬品的。这一天，湖北巡防水师的三条船，满载着胜利果实和“泛”的希望，向湖南驶去。厚积薄发，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1911年10月10日，那笔瑞大人甚至可能还是北京的庆王爷都垂涎三尺的巨大财宝，并没有按计划被移送到“楚豫号”战舰上，而是被我们转移出湖北。“静如处子，动如脱兔”我们做到了，所以，我们“泛”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