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办法终究没能彻底战胜农民军，原因有二。第一，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实在太严重。地主家也没余粮，陕西地主们的经济实力支撑不起太强大的武装。而流民数量又太多，农民军很容易重整旗鼓。第二，则是政治层面的因素。

每当封建王朝后期大规模爆发农民起义的时候，总是会有大量的地主趁势而起。毕竟生产力水平决定了这是一个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地主最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阀或者与军阀合流，军阀们有的是原来政权的官员，有的是农民起义者转型而成的，最终，众多的军阀中将会诞生一个最强者，一统天下，再开始一个新的王朝。

然而在明朝末年，情况出了些变化。经过从秦到明一千八百多年的皇权统治，朝廷对官员的控制力愈发强化，虽然崇祯皇帝的缺点一箩筐，但是在和官员玩权力的游戏时，他的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而且提防自己手下的官员更甚于提防后金和农民军。袁崇焕杀毛文龙时，崇祯并无任何异议，无非是因为毛文龙孤悬海外，通洋贩海，崇祯深恐其成为明金之间的独立势力。后来此事又成了袁崇焕的罪名，那是因为崇祯担心袁崇焕会控制手下的武将，威胁皇权。尤其是祖大寿部哗变之后，袁崇焕、孙承宗都展现出了在关宁部队中的威望，所以袁崇焕被杀，以及大凌河之战后孙承宗遭罢斥也就在所难免了。耿如杞被杀、梅之焕被罢，也是这件事的连锁反应，因为崇祯唯恐督抚大员借金兵入寇之机拥兵自重，挟制朝廷。杨鹤遭充军发配，也与有人弹劾他“市恩流寇”“养寇自重”不无关系。马上就要死的孙元化之所以会被崇祯视为眼中钉，是因为崇祯怀疑他和李九成、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有私人关系，可能是一党。卢象升和孙传庭是最为崇祯卖命的，但是他们活着的时候崇祯就看他们不顺眼，死了连抚恤都不给。卢象升身为巡抚、总督，是主管军务的官员，却总想搞点经济建设挽救一下民生，本来只负责协调将领们的行动，他却去关心士兵的待遇。对于百姓和士兵来说，他是万家生佛，而对于崇祯来说，就要不由自主地怀疑卢象升的动机了。后来孙传庭提议要在关中、豫西一带屯田，更是犯了崇祯的大忌，总督主持屯田，就要有主管民政的权力，就会形成独立的财源，到那时，陕西、河南两省是姓朱还是姓孙呢？

洪承畴就和他们不同，他是个绝顶聪明之人，所以他从不会做任何犯崇祯之忌的事。他表现得足够凶残，也足够忠诚。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洪承畴也重视发展乡勇，但他自己却专注于协调麾下的武将这一总督的本职工作，严格按照规定将乡勇事务交由各地的州县官员和乡绅自行办理。所以，这些地主团练自然也不可能形成像晚清的湘军、淮军那样的庞然大物，更不能真正战胜农民军，大部分都只是守户之犬而已。纵然有的乡勇实力较强，也不过就是在本乡本土攻击小股的农民军，真碰上王嘉胤、高迎祥这样拥兵数万的大豪，他们根本不是对手，只能牵制拖延，却不可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对于现阶段的张存孟、李自成等人来说，乡勇依然是个很大的威胁。张存孟部下六个队的人马已经陆续汇集到了白水县境内。看起来在行军过程中，各队的兵力都增加了。尤其是四队和六队，膨胀得十分厉害，都已经有了数千之众。这是因为他们扩军的手法与李自成、王文耀完全不同，不仅对所有来投的人一概不拒，而且在攻破村寨之后往往烧毁房屋，胁迫居民入伙。官军精锐部队出身的王文耀尤其鄙视这样的做法，这种抓壮丁抓来的兵只能当炮灰用，里面甚至还有妇女。打地主的土围子或许有用，一旦碰上官军的野战部队，这些人都是累赘。但是四队的王光恩、武大定，六队的高见、折增修等人依然以此为荣，觉得人多便是势力大。就连四队、六队内部也有人看不上他们，四队的吴汝义就多次对拓养坤说过，武大定这种烂人迟早会变成祸害，但是拓养坤、郭应聘二人对于部下也谈不上什么控制力，始终听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