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童话能够实现梦想，也许对于家长们来说，自己的孩子不受到这个世界的伤害以及命运的不公平，那就是他们的梦想。

但是在这个世界，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面孔，也许他们对于强者的面孔是和善的，但是就是存在着这样的坏人，在他们面对弱者和孩子的时候，就会暴露出社会人的残忍和力量的客观强势效应。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于是，他们采取了“我们反对他们”的态度，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为什么普遍存在的校园霸凌现象，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都能够容忍或者是忍受这种现象的发生，作为被害人的学生和学生家长，就隐约地存在斯特哥尔摩效应一样的被害者的心理现象。

因为犯罪成本的降低，人类社会大部分的犯罪分子，在罪恶面前显得无所顾忌，而正义的迟到和缺席，让善良的人们生活得惴惴不安，苟且的喘息，更像是对于罪恶的容忍与无奈。

简单来说，这就是上海的社会治安问题。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泛滥的犯罪分子，和惊险恐怖的社会治安，让我们中年人的童年时代，笼罩着难以自保的阴影，以及崇拜暴力的扭曲的世界观。

虽然时代在逐渐变好，但是那些血淋淋的历史和过往，在让人们回想起来不寒而栗的同时，我们要反思很多的社会问题，这些曾经的社会问题的出现，是不是每个人都有责任。

那些从众性向群性的攻击力，以及那些年被人们无视的相对付出代价较小的犯罪成本，以及滥杀无辜的社会风气，还有人们几十年很难提升的文明程度。

很大程度上，是人们的无视和冷漠，滋长了罪恶的嚣张气焰。

伴随着城市中居高不下的犯罪率，以及人们并没有对罪恶嫉恶如仇一般的舆论压力，在人类群体中，那些泛泛的斯特哥尔摩效应，让犯罪成本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以至于作恶的人有恃无恐，而普通民众却少有的警觉和觉醒。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硬实力的提升，作为人群素质这样的软实力，显然，中国人的觉醒速度有些跟不上经济的发展速度，这也就带来了人文思想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大众群体性的不匹配现象。

中国人的觉醒，在总体上看上去差异并不大，而那些少数的社会精英以及知识分子的觉醒，速度还是可观可叹的。

毕竟在新时代人类觉醒的同时，中国人还有几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智慧的传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