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国之君而言，更是如此。朱祐樘可以选择逃课，可以选择诛杀万家，可以选择奢靡生活，可以选择不听劝谏，可以选择公然地玩物丧志，可以选择数月数年不理政事，可以选择后宫三千……

但他通通选择了另一面。这意味着他确实爱惜羽毛，克制而不任性。就凭这点正能量的追求，朱祐樘也理应获得高度评价。克制而不折腾，让子民安居乐业，就是最大的德政。古今皆然。

孝宗朱佑樘也有缺点，对张皇后一家的容忍简直到了现代“伏地魔”的程度。明朝的皇后皇妃多选自平民或小官家的女儿，外戚通常在政治无权无势，所以很难出现汉朝那样的外戚专权。有明一代，近三百年，外戚能够能成为一大害的，除了弘治一朝，别无分号。明孝宗的两个小舅子张鹤龄和张延龄，贪得无厌，嚣张跋扈，目无法纪，内朝外朝均对他们恨之入骨。宫里的太监何鼎，曾因张鹤龄胆敢试戴孝宗的皇冠，还试图奸污宫女，气愤不过，要拿金瓜打他。而外朝的文官李梦阳，也曾在大街当街殴打张鹤龄。

这两小舅子竟然坏到让宦官和文官都恨不得打他的地步，其原因全在明孝宗对张家毫无原则的宠幸和无限的纵容。

孝宗给张氏一门的封赏之厚，是明朝其它皇帝拍马也赶不了。两个小舅子都封了侯爵，老丈人死后追封国公，其余家属门人受封受赏不可胜记。他还大肆赏赐张家房屋，田地，给他丈母娘金夫人造房子的官军就达到八千人之多，给老丈人昌国公的墓地就达到三十顷，远远超过了亲王的标准，其余房屋田地更是多到令人咋舌。

弘治六年四月，赐寿宁侯张鹤龄房店七十六间。

弘治九年八月，赐金夫人宝源店房间六十七间

弘治十六年二月，赐建昌侯张延龄庄田七百五十一顷，并把汝泾二位就藩亲王辞退的田地也给他。

弘治十七年四月，在一起贵戚庄田纠纷案中，明孝宗偏帮小舅子，致使张延龄一次就得地一万六千七百零五顷。

连他给张皇后家建的家庙崇真宫，都要专门拨田地供奉，两次拨地分别是七十顷五十亩和二十四顷。

再加孝宗给其余皇亲，公主，亲王，勋贵封赏的土地，弘治年间的土地兼并已经极其严重。不仅封赏大片土地，孝宗还特许小舅子的田地增租。

弘治十三年四月，孝宗特命寿宁侯张鹤龄河间府、肃宁等县庄田，每亩五分起科。当时其余皇庄官地不过是三分起科。户部数次疏反对，说陛下恩有偏私，怕难以服天下人及其它亲王外戚的心，但是孝宗都一一驳回，仍旧特准。

纵容之下，张家有恃无恐，放纵管家，如狼似虎，迫害小民，除皇帝赏赐的土地外，还额外兼并了更大面积的田土。为了征租，竟然打死了人，但是孝宗对其违法乱纪的行为仍旧不管不问。孝宗弊政当中，有一项是几乎没人知道，历史学界也很少提，但是结果却非常严重的，那就是“京营占役”。

京营包括三大营、十二团营等，是明朝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明朝政府却经常用这些军队来进行一些工程建设，包括修造宫殿、城垣、陵墓等，把士兵变成劳力，影响操练。京营占役越严重，官军战斗力就下降得越厉害。

成化年间，京营占役已经成为了一项弊政。孝宗即位之初，在即位诏书把它列为先朝弊政之一革除，下令山陵修建完毕后，京营官军不许再做其它工役。但是没过多久，他不仅让京营重新投入繁重的工役，加他迷了佛道斋醮，大起寺庙，又宠幸外戚，至使京营占役越发严重，除了必要的皇家及公共工程，连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寺庙及皇亲国戚家的一些工程也让京营官军来完成。成化年间京营占役还主要是为了修造公共工程，孝宗变本加厉，更多是为了一己之私。

弘治六年，孝宗拔三大营官军，用来修造他老丈人张峦以及仙游公主的坟墓，另外还修理了玄武门、金水河及浣衣局等地，三大营官军派去的人不够了，又从团营拨。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停止，还军操练以养锐气，孝宗却仍令官军尽快完成以工程。

弘治十年三月，又修仓库及万春宫，命令京营一万多士兵前去修造。同年十月，又派京营官军八千人给他丈母娘金夫人修造房子，五千人修神乐观，三千人修城楼，三千人给重庆大长公主造坟，还派了一万多人去采柴薪。

此后，又在张皇后的老家兴济，为张家兴建崇真宫。

弘治十四年，又命官军修理内外城、内府诸门，社稷坛、午门以及九门城濠。其它还有修建清宁宫，毓秀亭什么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