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翌日清晨,我在滨海湾静谧的晨曦中醒来,推开窗,满目清新的绿意。 这天上午没有工作安排,我决定下楼吃个悠闲的早餐。 刚迈进餐厅的大门,就不幸偶遇了手捧餐盘的老板孙维禹,他的气色看起来比昨天好很多,看他盘中排列的那些食物就知道,那颗正义的智齿多半是折戟沉沙了。 “孙总早。”除了露出阳光的微笑,我还能做什么? “早,一起吃吧。”他指了指前方的座位,一台早晚要过劳死的Macbook已经支起在桌面上了。 于是,计划中“悠闲的早餐”,摇身一变,成了“早餐工作会。” 孙维禹就着一杯咖啡,给我完整地讲述了此番来新加坡出差的缘由。 一年半前,北京的那场宴会上,孙维禹曾非常想争取与付青竹的合作。付女神却表示,不贩卖学术成果,更不贩卖自己的影响力。 她说:“所有的研究发现都等待被应用,我却对应用它的过程并无太多兴趣。这是我个人的取向,人的精力生而有限,我只想将它投入在自己关心的领域里。” 孙维禹只是个商人,谈判的筹码不过是些在对方眼中不名一文的名与利。他最清楚,注定谈不成的生意,再多诚意在对方看来都是纠缠,于是不再执着。 他为自己的唐突道了歉,重新表达了对付青竹人格的敬佩,并表示愿意以个人名义,为她日后的研究工作提供可能的帮助。 大概是这份诚意赢得了付青竹的好感,她笑着指了指站在会场一隅,正为我的职业问题不满的邹成渝:“成渝目前在做的课题,其实更适合你的企业。” 邹成渝在学术界还只是个毫无建树的小后生,如果没有付青竹那似是无心的一句提醒,孙维禹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新的目标人选?而他那晚后来的沉吟思虑,都是关于邹成渝的,却被我误解成了出师不利的沮丧。 之后的一年,他为延揽邹成渝做了大量工作,起初邹成渝的态度并不热衷,他和付青竹一样,致力于用科研改变世界。 但世事弄人,他在一项实验数据的问题上与自己的导师发生了争执,原本只是一场普通的学术论争,却阴差阳错带出了一桩导师早年间的学术丑闻……邹成渝作为事件的当事人,虽无真正的过错,却被舆论推到了伦理与道德的枪口上。 邹成渝试过辩解,也想向人们还原事情的经过,却发现他越努力张口,越发不出声音来。随着事件的发酵,他才真切的体会到这个学术圈子的虚诞与腐朽! 它就像一个透明无暇气球,承载着纯洁天真的幻想,却禁不起细针轻轻一戳……爆炸的一瞬间,喷出一股你从未想象过的氮臭,那气味在空气中久久弥漫,渐渐湮灭了先前一切的幻想。 最终,邹成渝落寞出走,成为了这场学术风波中最不被同情的受害者。 他没有回国,我想以他当时的心境也无法再继续国内的研究,于是他转下南洋,来到新加坡。 孙维禹就像一只耐心十足的黄雀,用了一整年的时间来观察、等待邹成渝,他亲自飞到新加坡来和邹成渝谈过数次,只是表达等待的诚意,却从没有流露出任何催促的意思。 他说:“天下事,躁急自败。” 然而,老神在在、自诩成竹于胸的孙维禹,居然失了算。一周前,他突然接到邹成渝的电话,郑重拒绝了济苍药业的一切合作邀请,表示将有新的人生规划。 他的新规划是什么,孙维禹也不清楚,只是查到近期邹成渝频繁跟随一个海洋保护影片的拍摄团队出海,常常在海上一漂就是十天半月。 听到这里,我本能地产生了一个疑问,脱口而出:“您不是说过,要我来新加坡并不是当邹成渝的说客么?可这不还是要我拉皮条吗?” 孙维禹放下手里的咖啡杯,用似笑非笑的眼神打量着气鼓鼓的我:“你是觉得我骗了你来?还是对自己能说服邹成渝回国这件事充满自信?” “难道不是?” 孙维禹哂笑摇头,“约了邹成渝明天面谈,你可以不去。” “那我加入这个工作团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你是不是翻译过海洋动物保护相关文章?” 我想起五年前,在范爷爷身边学习工作时整理过的那些资料文稿,点了点头。 “那就够了,下午我约了另一个人,你陪我一起去见。” “是谁?” “一部海洋保护电影的策划人,叫侯嘉声。” 他将笔记本电脑推到我面前,一个黝黑壮实的中年华人男子的照片出现在屏幕上,他是邹成渝近期突然转移人生规划的知情者。 我仔细阅读了附着的文字资料,字字句句读完,心中长长叹了一口气。 “居然真的是侯哥。”我咕哝。 “你认识?”孙维禹脸上浮现出少有的惊讶神情。 “嗯,我们算是……同过事吧。” 侯哥是范爷爷的博士生,当初他研究的方向就是海洋濒危生物保护,常驻在广西北部湾的另一个保护基地,但由于范爷爷在秦岭工作的时间多,他也就经常跑来我们这头帮忙,侯哥性格豁达爽朗,我很快就同他混熟了。 离开秦岭快四年了,那段经历回想起来犹如梦境,我以为那些人和事都只存于遥远的记忆中了,不曾想会在这个时间,这个隔山隔海的地方再次与它们相遇。 坐在我对面的孙维禹也陷入了沉思,似在着力思考着什么复杂的问题,他习惯性的皱眉,我没敢打扰。 当天下午,我见到了侯嘉声先生。 见到我的那一刻,侯哥也惊呆了。他半天才反应过来,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 松开我,他又端详了半天:“歪歪你这个死丫头,居然长大了!” 太久没听人叫过这个绰号,侯哥一开口,我就从鼻腔酸到了眼眶。 我瘪着嘴,如同回到了四五年前,喊了声:“侯哥。” “傻丫头,怎么还哭上了。”侯哥伸手摸了摸我的脑袋,就像对着自己的小女儿。 直到我们叙完旧,都调整好了情绪,孙维禹才出现,恰到好处地将我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正事上。 侯哥才知道我们为邹成渝而来,他直白地对孙维禹摆了摆手。 “你还是另作打算吧,成渝这小子有多固执……歪歪最清楚。去年我筹备这部海洋纪录片的时候在NTU的论坛招募志愿者,没想到他给我打来了电话,我们在京大时就认识,他从美国来新加坡的那些事我也听说过,我以为这小子就是专业上遇到个坎,来玩票散散心的。没想到他跟着我们出了几次海以后,居然对保护学上心了。最近他跟我谈过好几次,想转研究方向,做海洋生物保护,假如与NTU的教职有冲突,他做好了辞职打算。” 邹成渝有多固执我当然清楚,但他的这个疯狂的选择依然令我惊愕不已。 当年他决心出国时有多艰难,后来在世界顶尖的高校念完PhD的过程又有多辛苦? 曾经他对自己研究的领域有多执迷狂热,之后的那场学术风波中又让他遭受了多少压力与责难? 经历这种种之后,他居然主动选择了放弃,放弃自己醉心奋斗过的一切,去换一种全新的方式生活? 他的人生新规划,就是要在海上孤独的漂上半辈子吗? 我和孙维禹面面相觑,却是各有各的心事。 侯哥看着我,沉吟了一会,说道:“歪歪,成渝过两天还要和我们去海上清理遗弃渔具,走之前你们……要不要见一见?” 我怔怔地点了点头:“是要见见的。” 孙维禹在一旁,始终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