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人民有冤得申，在皇宫的午门外设置了“登闻鼓”。

规定：凡民间词讼得不到申理，或者有冤不能前来者，均准许击登闻鼓，监察御史须立即奏报，敢阻止者死罪。

一旦有犯人不得申冤或提什么建议的，有特殊的情况，朱元璋仍予以通融

其二，警告人民避免犯法。朱元璋有令，要在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立申明亭。

张榜公布当地严重触犯刑律者的罪过及姓名，使人有所警戒，“以开良民自新之路”。

其三，朱元璋亲自审案宽释。洪武二年，监察御史谢恕巡视松江，以“欺隐官租”罪名逮捕了190多人到京师，其中多数人喊冤枉，治书侍御史文原吉等奏了此事。

于是朱元璋命召数人亲自审问，了解了实情，原来纯属是冤案。

其四，提倡“明刑慎罚”。朱元璋不是无原则地放宽行刑，而是求其轻重适宜，强调“明刑慎罚”，即把犯罪事实弄清楚，处罚时也要慎重。

朱元璋认真地依法行事，虽然有些罪犯得以宽释，但最终判决有罪的人还是特别多的。

作为一朝的当政者，为了维护明朝的专制统治，总的来看是极其残的。

此外，朱元璋还采取了劳教犯人的措施，就是不把犯人囚禁于监狱中，而是通过劳作治罪、教诲。

被劳教的犯人有戍边免死的普通商民和获罪的官吏等等。如发临濠屯种的一罪犯，原是在两广戍边；

有的施以刑以外，继续劳教；有的赴京师筑城，劳教表现好的可再被起用。

洪武七年，有一批在凤阳劳教的官吏，“已历艰苦，必能改过”。后来，经过选拔有149人至京师“各授职有差”。

作为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在内政事务大刀阔斧地进行着改革，而且还进行着孜孜不倦地追求。

相对而言，他在处理对外事务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作为。

睦邻友好、相安无事成为朱元璋在处理对外关系时的最高原则。

洪武元年，朱元璋刚登基不久，他就派使者出使高丽、安南等国。

除了通报改朝换代外，还表达了与各国重新建立外交关系的意愿。

朱元璋宣布了外交政策：“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