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就此匆匆跑过，一岁又一年，似乎今年南下的冷空气偏爱北平，又下了场大雪，门口卖烧饼的大爷说，其实北平很少下雪的。

尤其，赶上春节下雪。

云卿班一些没什么名气的赶着去一些乡下唱庙会，回来时抱怨道，日本人来了好几次，把他们队形都打散了。

老班主说，这天要变了。

民国二十年三月，《歌女红牡丹》走入大众视线，凭着“有声”“中国制作”的噱头，票价一度高达两元。

戏曲市场再次低迷，革新派借此大做文章，说这是新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蜕变，人民的目光应该朝向这些新兴事物，而不是固步自封，追捧败絮残柳——比如唱戏的。

顺便把梨园行贬得一文不值，老看客们又不乐意了，一时之间口诛笔伐，电影本身已经不重要了，民国建立20年，保守派和革命派仍在争吵。

革命沦为争夺政权的借口，党派成为摄政的入口。

革命三十载，无人问民心。

注定这一年是不得平静的，武汉发了大水，北平无故又涌入大批灾民，沈阳还在唱着新调，国外进口的呢绒又贵了不少。

当然到这时候，1931年已经过了大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