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货柜已到，何加帆、李言还有店里的员工都出店来到店外空地上，只见一个40尺高的集装箱柜子摇摇晃晃地从主道上驶到店外，然后重重地叹了口气停下来。
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中国人，和李言差不多高，全身上下透着疲惫和不耐烦，一身已经看不出颜色的衣服表明他的非洲生活似乎没有那么愉快和轻松。
只见司机跳下来，把手里的货柜文件交给李言，没有任何招呼寒暄，劈头盖脸地问她：“有没有吃的，我要饿死了。”
李言不知所措地看向何加帆，何加帆皱皱眉头，对这种虽是同胞但又是陌生人的不客气的要求，拿不准是该热情还是拒绝，于是随手抓住一个经过的黑人员工，让他去跑腿买个“棒”和饮料。
棒是这边当地的一个特色饮食，其实就是长条面包加鸡腿洋葱沙拉酱，但是搭配起来口感很不错，价格便宜又管饱，有时大家懒得带午饭也是随便买个棒了事。
何塞把今早何加帆给他的文件拿出来，这是国内采购部发货的货物清单和货柜信息，核对了柜号和锁号以后，告诉何加帆柜子没错，然后让吉多大叔开始招募街边的搬运工准备卸货。
柜子一抵达，吉多大叔一跃成为这条街的顶级流量，在街边、店边闲散的各种四仰八叉的青壮年黑人男人们蜂涌拥向他，将他紧紧包围起来，每个人都随便找了张纸写上自己的名字交给吉多大叔。
只见吉多大叔气定神闲，一一收下各种形状不一的纸条，对于平时没有打点“孝敬”好他的人，即使纸条已经递到了鼻子前，他也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看收得差不多了，吉多大叔挥挥手，让大家都散开，有几个街上新来的黑人还在苦苦哀求，吉多大叔不耐烦地叱责了几句，然后抖抖手中的纸条，中气十足地开始念名字。
被念到名字的黑人高兴地聚集在一起。卸一条柜价格大概是在2万宽扎左右，以当时兑美金的汇率是1:100来算，也就是200美金卸一条柜，每一个装卸工大概会分到20美金左右。
这对于每天在卡拉姆巴市场到处打零工的体力劳动者们来说，卸柜算是市场里收入最高的活儿了。
如果遇上货柜到的时间比较晚，或者天气恶劣，价格还可以再涨涨，运气好店里还可以送瓶饮料之类的就再好不过了。
虽然这种情况不多见，毕竟中国人总觉得黑人比较容易被惯坏，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后面再拒绝就难了。
装卸工的费用是一起发给吉多大叔，再由吉多大叔发给每一个装卸工，至于每个人实际能得到多少，那是黑人之间的交易，店里的中国老板才懒得管。
因为要卸柜，所以店里都清场了。
店里的弗朗西斯、瓦度和库管弗拉维尔在二楼指挥搬运工们码放和清点，吉多大叔和何塞在柜子前监督，玛利亚玛丽莎闲坐在店里无聊，也来到店门口边看卸柜边和路边的女人们聊天。
李言这个时候才注意到原来店门口还有一个拿着AK47的保安，他穿着和驻地门口的保安一样的制服，看来也同属公司雇佣的同一家保安公司的，听吉多大叔叫他力度。
因为怕卸柜途中遭遇什么意外，所以这个时候他也一本正经地或站着，或背着枪在柜子周围巡视。可能在柜子来之前，他正在门口的哪里角落里躺着，所以李言都没有发现他。
李言在出国之前，曾在公司的采购部工作，也常有监督装柜发货的过程，有可能这些漂洋过海的柜子是她亲自监督装上，然后又在这里亲自监督卸下，时空的转换挪移让人恍惚。
和中国人用肩膀扛货物的方式不同，安哥拉人似乎没有提、拎、挎、抱的用双手的概念，不管轻重大小，一律放在脑袋上顶着。
有时在街上能看到非洲女人，头上顶着重重的货物，颤颤巍巍地边走边保持平衡，时不时地还用手扶一下，背上还用布四缠八绕地背着个小黑孩儿
看着眼前这些用头搬运三四箱，近百斤重货物的搬运工们。李言缩缩脖子，感觉自己头都替他们痛了。
除了满身臭汗“嘿呦嘿呦”喊着号子搬货的搬运工外，其余人或坐或躺在门口，有的在吃饭，有的在互相编着头发，有的则盯着街道时不时呼啸而过的车发呆。
正值中午，罗安达的阳光火辣干燥，街上人和车都不多，路边堆积着各种生活垃圾，在垃圾和污水旁边坐着一排排正在用油锅煎鸡腿，准备做棒或者其他鸡肉小吃的女人们。
何加帆看看正在四处张望的李言，莫名觉得这个独自一人来非洲生活工作的女孩子在这个环境里有一种破次元的不协调感。
她可能会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可能出现在国内街上和女友们拿着奶茶叽叽喳喳逛街，也可能出现在国内公司的写字楼里在电脑前敲敲打打，可是她就在这里出现了，在这个鲜有同龄女孩出现的环境中默默地站立着，观望着对于她来说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她没有那种独闯世界的那种豪爽和洒脱劲儿，也没有玲珑巧心的机灵和狡黠。她看起来腼腆而稍显胆怯，但沉默中又带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倔强和独立。
在非洲已经工作了三年，看惯了各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经历了一些血腥和黑暗的何加帆，麻木的心里有根弦悄悄动了一下。
“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街道的和谐，所以人此刻在进行的行为猛然停下，大家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保持着伸直脖子张望的呆呆的状态，如一只只受惊的公鸡一般。
李言也听到了这几声，而且一时辨别不出这个声音来自何方，只感觉离自己很近。
只看见在外面的装卸工扔下货物怪叫着四散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