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舆论和公众压力下，英国外交部不得不出面与满清使馆交涉。10月27日上午，满清使馆迫于各种压力不得已释放被非法囚禁了12天的先生。当先生从使馆出来时，聚集在街上的人群热情向他挥手致意，祝贺他获得自由。

许多英国人致信先生表示祝贺，有一个名叫穆克伦的英国士兵甚至追随先生参加了后来的惠州起义。先生多次接见记者或投函伦敦报纸，揭露和控诉清政府绑架的卑鄙阴谋，并对英国朋友的同情和支援表示衷心感谢。

伦敦蒙难没有吓倒先生，反而激起他更加积极斗争的热情。在被释放的第二天，他在《致伦敦各报主笔函》中坚定地表示：“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随后在英国的一次谈话中，先生更明确宣称：“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人民的起义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伦敦蒙难之后，先生的名声大振。当时的报纸称先生为“汉族中之杰出者”、“历史中之重大人物”。在香港出版的《德臣西报》，一年前还把广州起义失败归咎于领导人，主张今后中国的任何革命举动都要由西方来指导，而现在却发现，先生从事的革命事业，由此得到更多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同情和支持。

先生在次年写的《伦敦蒙难记》中说：“予之知有政治生涯，实始于是年；予之以奔走国事，而使姓名喧腾于英国之口，实始于是地。”

先生脱险后，不顾满清使馆雇佣的侦探日夜监视，继续在伦敦居留了近一年。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院等处博览群书，潜心研读，进一步接触了政治、外交、法律、经济等方面的资产阶级理论著作，并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探索寻求救国之道。先生还察看贫民窟，学习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等方面的知识，并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交换对两国革命的看法。

虽然没有劝动先生换一个国家避难，但对于他的安全唐宁基本上已经放心了，因为这件事已经足够轰动，估计使馆不会再动绑架的心思了。

但让唐宁没有想到的是，几天之后，龚心湛忽然找到唐宁，一脸不悦的对他说道：“托尼，我一直以为咱们是朋友，但我真没想到这次你居然在背后联络组织各家报社为这个叛贼张目！”

唐宁反驳道：“龚大人，您这话就不对了，我的确一直拿您当朋友，但这也不会影响我认为你们这件事做得不对，事实上你们的确是违反了法律，而且先生也是我的朋友。

或许在你的角度觉得他是叛国者，但在我这一个外人看来他就是一个革命者，而且他的主张我觉得都是有道理的！”

龚心湛盯着唐宁看了半天，然后长叹一声道：“哎，托尼你最后一句话我是认可的，毕竟你是一个外国人！

算了，我也不和你争辩这件事了，反正我马上就要离开伦敦了！”

“离开伦敦？为什么？”唐宁不解的问道。

龚心湛苦笑一声道：“你觉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需要有人负责任么？这次我和龚大人都要回去了，不过也好，起码龚大人的病能好起来！”

但龚心湛所不知道的是，回国之后不到两年，龚照瑗就因病过世了。

PS：看了一下《临高启明之海外扬帆》，怎么感觉这不像是萧主任的文笔呢，不会是萧主任直接从贴吧的同人文里转过来的吧？这文笔质量差的有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