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真的很冷。我晃晃发沉的头，才发现自己不知道在冰冷的行道砖上躺了多久。彻骨的寒冷从身下传来，那股寒意直抵我的全身。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奈何酒精麻醉后的肢体根本不受大脑的控制。我无力的坐在哪里，我想回家，可回家又会感到一种无助的孤独，我不想回家。可是在这江城的冬夜里我不知道应该漂向哪里。

摸出手机，叫了一个代驾。我如果再这么躺下去，估计还没有到天明我就冻死了。没多久小滴代驾的师傅到了。“小伙子，是你叫的代驾吗？”嗯，我把钥匙给了师傅。“师傅，能在市里绕一圈吗？”“你不是去江城大学城林音花园吗？”“对，我现在不想回家，走吧师傅我额外给你钱”。看着车窗外划过的点点灯火，那些往昔的过往一点点的浮现在眼前。

1998年，江城在潮湿的江风中进入了一年中最冷的时节一个穿着洗的发白的旧军装的青年站在江城火车站的出站口外。一阵寒风吹过青年紧紧领口，提着行军包快步的走向公交车站。这个青年就是我。少下离家从军去，离开部队离开侦察连再回家乡已是七年后。这七年家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就连江城火车站那破旧的外墙也被粉饰一新。

江城，小学家属楼内。“红旗，你知道你分配到那个单位吗？”我妈一边摘着菜，一边问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听你姑说，今年分局刑警队有安置指标，要不你找你姑问问？”不去，随便吧，爱怎么安排安排。

我妈没再说什么，叹叹气进厨房忙去了。5月江城已经渐渐有了夏的气息。我接到了民政局安置科的通知，让我带着档案去江城江陵机器集团报道。通知最晚报道时间为9月27日，我接到通知后没有急着去报道，而是去了一趟河北、山东看看老战友。这么一圈下来，退伍后那点几万块钱的退伍费就所剩无几了。9月初我前往江陵机器厂劳资科报道，劳资科科长是一个戴着眼镜的地中海。反反复复看了我的档案几遍。然后拿出几张表格让我填，填完后给我写了一张接收通知单，通知我周一去三分厂找劳资员报道。

刚走出劳资科办公室，一个身形瘦削的青年拉住我，哥们分那个分厂，“诺，三分厂”我扬扬手里的接收通知单。“我擦，你分三分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什么地方？地狱？天堂”。“我叫王宇阳，成都军区退伍的，你呢？哥们”。我没有搭理他，摆摆手。自顾往厂区大门口走去，王宇阳跑过来拉住我，这三分厂真不能去，集团的青工叫它尸体分厂。“哦”我转头看着王宇阳，尸体分厂就尸体分厂吧。小爷在部队什么没见识过。

周一，我按时到三分厂报道，领了工作服等劳保用品。劳资员就把带我到车间，介绍了班长、工段长。然后班长又指着一个黑黑壮壮个头不高的师傅对我说，“红旗这是你师傅，赵勇”，“赵师傅，这是你徒弟，郑红旗”。“唔，来了，先换衣服吧，一会儿你先看”。从师傅的口中，我才得知为什么集团青工很多不愿意来三分厂，也是三分厂为什么被叫做尸体分厂的原因。三分厂在整个集团民品部门是锻压、冲压机床部门，也是工伤事故率最高的部门。

我在江陵机器集团工作了整整三年，从一线产业工人到集团宣传部干事，直到一次意外我不得不离开江陵机器集团，开始走向社会自谋生路。

“小伙子、小伙子”。代驾师傅的喊声将我从过往的思绪中拉出，“到了？”。“嗯，到了，你看车给你停车库还是地面？”。我没有叫师傅把车开进地库，就在地面停车场停好。接过钥匙我晃晃悠悠的回家。打开门望着没有一丝温度的房间，轻叹一声把自己就这么随意的往床上一扔。很快我便沉沉的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