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士昭翻供，他也只能叹息，无能为力。

大宋一朝，对于刑狱之事，实行鞫谳分司、翻异别勘的制度。

鞫谳分司，就是审、判分离。

在州府军监一级，司理参军负责审问推勘，即为“鞫”，而司法参军负责检断适用法条，供知府一级主官依法判决时参考之用，即为“谳”。

翻异别勘，就是翻供重审。

朝廷在各地官衙专门设置司录参军一职，负责案犯判决前后的录问之事，一旦案犯翻供，朝廷只能派员別勘。

依北宋定制，案犯翻异别勘的机会为三次，南宋刑法较为宽松，增改为五次，但实际上有时可不止五次。

譬如，南宋淳熙五年，在江南东路南康军中，发生一起“阿梁谋杀亲夫案”。

此案当中，持刀行凶的奸夫一直供认不讳，女子阿梁数次招供合谋，可在录问过程中，阿梁却又屡屡翻供，朝廷只得一次次派员别勘。

此案共计历时九年，重审十次。

当时的朱熹老夫子，在南康军中担任知军，他深恨女子杀父之事，对阿梁自然不会同情，数次判决皆是斩刑。

后来朱熹老夫子离任，奸夫瘐死狱中，阿梁第九次翻异，朝廷第十次別勘，没了奸夫指证，朝廷无奈之下，只得依照“疑罪惟轻”原则，判了阿梁一个流放之刑，最终草草结案。

说实话，宋朝这样的司法制度设计，比之现代国家并不逊色多少，唯一比现代差的，就是“合法杖刑”与“疑罪惟轻”两点。但是依照宋代的条件制约，也不可能完全做到“杜绝刑讯”与“疑罪从无”。

孙山穿越到司法开明的宋朝，按理说，应该高兴才是。

可是作为苦主的他，眼睁睁地看着仇人翻异别勘，心中滋味岂能好受。

他还真怕柯士昭，学那杀夫的女子阿梁，一次次的翻供，一次次的重审，将他拖入漫长的等待之中。

这等糟心事，那是越想也烦，孙山赶紧念头转移，放到与宋华约定之事上来。

孙山站在书桌前，来回踱步了好一阵，才渐渐构思好了大纲，书名也有了眉目，现在就差动笔了。

书桌上的文房四宝都是早就摆放好的，孙山取过一些清水倒入砚台之中，慢慢研磨起来，里面还有些墨，清水不一会就变得漆黑浓稠。

看孙山的动作，明显熟悉无比。

桌上这方砚台体量不小，通体墨绿，边缘雕刻有山峦凉亭，亭上刻着四个米粒大的小字“太湖栖亭”，墨汁研匀之后，宛如山峦环抱中的一汪墨湖。

看品相，这砚台竟是一方上好的端砚。

可以说，孙山书房中的一应摆设，价值不菲，也不知原主那死鬼，花了多少银钱，才置办下来的。

砚是端砚，笔是湖笔，纸是宣纸，墨选的也是上品松烟，就连那方镇纸都是块品相不错的田黄石。整张书桌通体是金丝楠木，后面的书架一水儿的小叶紫檀。

孙山一边感慨着原主那死鬼的奢侈，一边慢慢地研好墨汁，又在笔架上挑了半天，才选好一支小号紫毫笔。

笔尖蘸了墨汁，他挥笔而就，在宣纸上写下四个大字“刑侦集录”，这就是孙山选定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