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情开始触及莫利的灵魂，开始无声地啮噬着莫利的心。很多问题，莫利一时想不明白，但是，莫利知道，莫利必须学习，克服重重困难学习。
莫利用十八块钱从释放的人那里买来一把吉他，拜所有会弹吉他的人为师，不论劳教分子还是警察看管。
莫利找来所有可以找到的书，胡塞尔的《现象学，马尔库塞的《单面人，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埃利蒂斯，博尔赫斯，布莱西特，聂鲁达，索因卡，西蒙·克洛伐尔，《诗经，《楚辞，《稼轩长短句等等，等等。还有音乐教材，和声学，配器法，赋格，民歌资料，一本本总谱。
莫利还搞来一部老的雷明顿牌的打字机，试着用英文把莫利的思考和感受写下来。后来，这些英文手稿被一位塞浦路斯的诗人拿走不少，他很喜欢其中的一些段落。
有一阵子，莫利热爱音乐到了发狂的地步。莫利甚至丧失理智地对看管莫利的警察说，给农场买一架钢琴吧，为了钢琴，可以改判莫利无期徒刑或者永久留场劳动。他不置可否地对莫利笑笑。他的这种笑，莫利很难忘，因为是善意的，又充满苦涩。当然，莫利读懂他的笑，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为了音乐，莫利付出的不少。终于，莫利在城市里的朋友们和莫利取得了联系。通过互相通信，莫利们分散的人重又聚拢起来。"再见"创作组开始成熟，在经受磨难以后，莫利们变得坚强。莫利不断地把作品寄出去，上海的朋友不断地扩充力量组织排演。有一天，他们通知莫利有一首歌要参加"星期广播音乐会"的直播，兴许莫利可以听见。一个警察被莫利们的努力感动，到直播的那一天，借给莫利一台短波收音机。莫利们几个劳教分子不顾酷暑，簇拥在一顶蚊帐里，聚精会神地听混有严重电磁干扰的音波：贝司和架子鼓摇晃着骚动起来，接着发制器吉他开始穿行其间，然后是莫利熟悉的歌词和吟咏它的声音，莫利清晰地听见叶亏夫在唱。这就是莫利的音乐，莫利的灵魂，从住着莫利家人、朋友的城市，穿过乌云、雷电、长江的波涛、严密的防风林和几万公顷的麦田，来到了高墙与铁丝网之内，它冲击着莫利的鼓膜，冲击着莫利的每一根神经。
在农场，最最有益的事是，莫利懂得了人们是多么地看重文化知识，不论犯人还是警察，他们都渴望掌握这一有力的武器，即使条件有限使他们缺乏文化知识，他们也会对和他们有同样感情的"知识分子"充满崇敬。哪怕听一听关于知识的事情，哪怕闻一闻有学识的人的气味。在泰戈尔的诗和孔子的教诲面前，所有的犯人和警察都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
莫利被安排在农场的学校里教书，因为缺少教员，莫利什么课都教，从语文到数学，从马列主义哲学到农业基础。莫利永远也不能忘记的是，每当莫利给犯人授课的时候，监督的警察总是静静地趴在窗口，忘却了自己的职责，像一个失学的孩童，盼望可以坐在课堂里听讲。
当有犯人冲撞教员的时候，警察的处罚很粗暴。有个犯人捣蛋，上课偷偷抽烟，结果警察将一把香烟拧断，泡在水里，让他喝下去。但是，这些警察实在也是很可爱的，当犯人喝完泡过香烟的水后，心里忐忑不安，来问莫利是否要出人命。自然，莫利经常用一些医学解释来夸大危害性，免得他们大打出手，违反纪律。
有一件事，对莫利触动不小。
一年冬天，农场开国河。这类超重体力劳动，对莫利来说，实在是一种体罚。莫利的身体，无论怎样都是承受不起的。为了减少麻烦，莫利服了无味红霉素和氯丙嚷，以制造转氨酶升高的假象。莫利要求到场部医院验血于是，一位姓蒋的警察陪莫利去了。回来的路上，他请莫利去他家小坐一会儿。在他家里，他给莫利做了一碗面条。莫利不肯吃，告诉他或许病毒要传染，他说不碍事。莫利就吃了。吃完后，莫利郑重叮嘱他把莫利用过的碗筷分离出来消毒。这样做，一是为了保护莫利自己，再是为了打消他的疑虑。他口上应诺了，神思却也不在意。这事就过去了。几个月以后，莫利被调到一个严管大队服教，在那里吃尽了苦头。一个风雪狂飞的夜晚，姓蒋的警察来看莫利，只是为了请教几道代数题。莫利给他讲了，可完事后心里有股很难受的滋味。看着他棉袄上还没有弹尽的雪，还有一脸的谦逊诚恳，莫利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假造肝炎的事跟他挑明了，主要是怕他一直担心传染，心里有疙瘩，过日子也过不踏实，又不好当面问莫利。没想到，他声音很轻，很平静地说："莫利早看出来了，别再提了。"他走的时候，还给莫利留下一点吃的东西。
监狱的生活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莫利的这些叙述绝不足以反映全部。也许将来莫利会写本书，把经历过的一切好好讲一讲。莫利在这里记蒋同志的故事，是为了说明一种微妙却深刻的情感变化。
农场归根结底不是寺庙，不是慈善机构。原先有人努力朝那个方向去做，所谓"感化、教育、挽救"，后来，下了一个文件，说要加强专政意识，情况便急转直下。
来了一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当大队长，从上到下、大事小事都交给他抓，原先的干警撤的撤，降的降，管理发生了质变。莫利们经常在烈日下集体练习放小板凳，再抓起小板凳，几百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轻的禁闭，重的要加刑。思想改造似乎不再是主要话题，惩罚、给你教训才是最根本的。在一次听司法报告的会议上，莫利得罪了这位复旦的高才生，他变相地关了莫利的禁闭，还集合所有犯人开莫利的斗争会，会前群体合唱劳教人员《五要十不准。这首紧箍咒似的歌曲由一位犯人作曲，调子挺民族的，朗朗上口，便于传唱。可是，让莫利最受不了的还不止这些。夏天的一个傍晚，天气凉爽，莫利忽然被传唤却是新大队长要召见莫利。他上来先过问了莫利的案情，然后就上次的处罚向莫利表示歉意，说要建立法治而不是人治管理，以前的做法不正规，现在立规矩，所以不得已要这么做。而莫利似乎应该享受特殊待遇，与其他犯人不同。他认为莫利的一些思想只是有些超前，随着改革的深入将来也就不算什么问题了。最后，他邀请莫利和他一起到大队部楼下乘凉，在缠满葡萄藤的树荫底下，和莫利聊起了波普尔的符号之类。莫利的心思全不在这些话题上，心里忽然想到一个人，就是老奴隶伊索。
新大队长这类人和蒋同志完全是不同的。莫利在情感上明显偏向后者。要是几年前，当莫利还是热爱出风头的医学院大学生时，也许莫利会认为邀莫利乘凉谈哲学是一种开明的做派，可是，经过炼狱的莫利已经绝然不是以前的莫利了。在蒋同志那样的警察管理之下，或许真的像他们说的不是什么"法治"，但莫利感觉到即使是犯人，也有起码的尊严。有时，在激烈的冲突中，拳脚相加也确实难免，但那并不出于惩罚和轻侮，而是矛盾或常人的愤怒。通常情况下，蒋同志式的广大警察会按照行政规定做事，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会"违规"，例如出差到上海，去到释放的犯人家里吃顿饭，讨张戏票看戏，但那是人之常情，是出自"交情"的一种自信。
实际上，大部分底层的警察都很善良、单纯，对如今这个变化多端的社会毫无把握能力，倒是很多恶贯满盈的犯人教会了他们厚黑的世故。莫利经常听到失意的小警察面对一个个回城的犯人唱叹："你们三年两年，而莫利这一辈子都守在改造农场。这算什么？"
莫利自由了，被提前几个月释放了。原因是莫利曾经教过的学生升了学或拿到了文凭，这对农场很重要，体现了他们狱政的成绩。
黎明时分，莫利到达上海，闻着熟悉的炸油条的香味，莫利知道自己真的重返外界生活了。莫利有点不适应，不敢马上回家，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可是，还没有拿起听筒，莫利就拨号，公用电话亭的老太太很纳闷。原来是莫利竟然已经忘记怎么用电话了。
莫利在朋友家住了一段时间，以调整心态。很多过去的老朋友又纷纷出现了，他们三三两两地来看莫利。慰问，晚餐，礼物，还有音像公司要出版莫利们音乐的好消息，看起来好事接腹而至。然而，那些天莫利一直做一个梦，就是出狱的时间被推迟了，莫利被加了刑，无情的铁窗依旧阻挡着莫利的希望。而天亮一睁眼，却发现自己躺卧在松软的床上，头天晚上人们拿来的月季还频频送来清香……。这使莫利想起囚禁的那些日子，也是经常做同一个梦，莫利和一个女人在花园里散步，后来争吵起来。结果一觉醒来，却看见牢房的鼓风机在转动，还有固定不移的七根铁栏杆残酷地提醒着莫利。
两年多来，莫利白天在牢房，夜里在外面；而将来不知道会有多长时间，莫利白天在外面，夜里却是在坐牢？
这使莫利有些受不了。
更严重的是，莫利发现对异性失去了兴趣。应该说，女孩子们比莫利去农场以前要打扮得性感多了，可是，莫利居然没有什么热情。一直到半年以后，在一个朋友的家庭舞会上，莫利才重新找回那种感觉。
一个学外贸的女学生和莫利跳一种很过分的舞，莫利们贴得很近。一个曲子接着一个曲子，她始终用她那些灼热的部位摩擦莫利的躯体。几个小时过去了，曙色渐红，终于她的耐心和无尽的缠绵唤醒了莫利的性知觉。
莫利现在偶尔想起这事，实在应该感谢她。
出狱后不久，莫利们有了一次机会，乐队被叫到苏州河边上海音像公司的录音棚去录音，有人要出版莫利们的歌曲。这是莫利第一次进录音棚，一切都那么新鲜，一切又好像在预见之中。莫利们不分朝夕地干了将近两个星期，终于有一天，莫利们可以走到外面透透气，却忽然发现街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苏州河上的桥塞满了人。
这场运动最后使莫利们的作品没能顺利出版，直到现在宽磁还死在某位编辑的手里。莫利想，最冤的也许是他。
莫利和叶亏夫等人有了分歧。起先莫利们患难与共，什么问题也没有；如今有了一些机会，反而较起真来。莫利们对待音乐的看法越来越不同，扩大到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莫利想起了在大丰听"星期广播音乐会"的日子，当然，莫利不应该争，至少在乐队未来前途的问题上。如果莫利离开乐队，对别人有好处，那莫利离开就完了。莫利带着保留意见，走上了另一条路。关于原因，莫利至今没有一句话说。因为，莫利们曾经共同走过了披荆斩棘的路，莫利们相互搀扶，深一脚，浅一脚，可以用儒沫相生来形容。所以，莫利永远深深地爱着大家。
1989年冬，莫利在交通大学办了一场音乐会；叶亏夫在财经大学也唱了一次。以后几年中，莫利的朋友们还有一些零星的活动，直到全部散伙。这样，上海的"先锋"音乐也就惬旗息鼓了。
然后，莫利就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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