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佑，印刷厂。

处在去往陇佑县城的同一条道路上。

想当年，在杜婉玲帮助下，李秀兰初来印刷厂当临时工的时候，这段路简直就不能称得上是路。

那个时候，在戈壁滩上建一条奢侈的柏油马路实在是划不来的。一方面有限的资源要优先投入到水利农耕上，一方面“要想富先修路”在广袤的戈壁滩上就是个笑话。

在护沙林没规模性的建成之前，一条再宽敞的道路也会被没完没了的沙尘暴瞬间掩盖，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人们是不会傻乎乎地去做的。

所以唯一的一条路，只有简单的被车来车往碾压，自然形成的石子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就算是最牢固耐用的解放大卡，除了尾巴根子后面会扬起一连串漫天的尘土外，上下颠簸的力度能把人的五脏六腑全都从腹腔里抖落出来。

而那时候的印刷厂门，虽说挂着国营厂的鲜亮牌牌，实际上也寒酸的够呛。

大门口，只有一块用白木板做成的门匾，上书写着“红星印刷厂”几个楷体字样，算是个标识所在。五六米宽的厂门也就堪堪同时开进两辆卡车的样子。

厂门窄了些是有好处的，这样一来做门的板材就节省了不少。可别想着用什么铸铁来做大门，五六十年代，团场里的锹镐犁耙都缺铁呢，那时候谁还会奢侈地用铁来做这些门面功夫。

门虽小，可厂区的面积却是占地很大，戈壁滩嘛，土地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了。一排排平房整齐排列着，这让初次见识的李秀兰激动不已。

哇！这就是工厂啊，那可比自家的村落都大了许多，要能在这里上班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件事啊。

一旦有了工作，就能像城里人一样的上班下班，拿着妥妥的工资，脱离了面朝黄土背朝天却食不果腹尴尬境地，也许就预示着无穷尽的贫寒黑夜里终于迎来一丝温饱希望的曙光，这对于窘困了不知道多少代的老李家来说，绝对算是个划时代的转折了。

可入厂的当初，也并不非一帆风顺的。

对于李秀兰这个“空降”的临时工，很多人是有意见的。想想就明白，进了厂就意味着拥有了铁饭碗，自家的厂工子弟都没法安排完呢，谁又愿意接受这个不知道从哪个旮旯拐角钻进来抢占位置的人呢。

于是乎，初来乍到的李秀兰没少受到某些人的不待见。

其实，做为接收李秀兰入厂的厂长刘安民当时也挺为难的。

印刷厂与陇佑报社有着诸多重要业务上的往来，当时的杜婉玲，大大小小的也算一级领导人物，人家都上门开口了，这个忙他也很难推托掉。

于是，顶着全厂闲言碎语的压力，杜婉玲又在后面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甚至都把团场和印刷厂“搞共建”都拿出来做理由了，这才让李秀兰堪堪有了这个临时性的工作。

只是当时没编制没岗位的，纯属打杂的性质，而且工资还很低，搞得杜婉玲还有点心生愧疚。

不同的命运境遇，对苦累和幸福的标准是不同的，对于金钱的多寡更无从参照衡量。

换句话说，杜婉玲是不可能完全体会李秀兰当时对工作的急迫感。能如此顺利就得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这对于当年亟待解决老家困境的她来说，无疑是天大的福音。

自从进了印刷厂，开始了上下班的循环往复，天蒙蒙亮就得骑着车，在石子路上叮叮当当赶上八九里地去上班，中午就着饭盒对付一顿，到下了班时间再叮叮当当赶回家做饭。厂里分配的工作，除了要帮着进出仓库的车辆卸货搬运，还要认真清扫几百平米的仓库卫生，一日都不能落下。

两年间，面对繁杂沉重的工作，很多本应是男人干的体力活，也都让李秀兰给包圆了，虽然纳编的事情看上去遥遥无期，可李秀兰从未叫过一丝的苦，反而心里像是塞满了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