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应该有所体会，如今朝廷中党争之势已经显露苗头，而唐之牛李党争殷鉴不远，想来老师是知道其中危害的。”

“说得好啊。若不是发现王公与韩、司马等诸公斗争越发激烈，我何必此时去求外补至此。”苏轼感慨道。

吴希理了理思绪，继续说道：“若是党争纷然而起，老师觉得谁又有幸存的余地呢？届时，新政也好，旧政也罢，不过是相互攻忤的工具罢了。”

他倒也不是无的放矢，毕竟此后数十年间的历史早已给了他答案。

苏轼又是沉默片刻，似乎正在设想着未来的状况，不由得一阵恶寒。

良久，他接着询问道：“那便不说这么长远的事，只说眼前已然颁行的新法呢？”

吴希嗤笑一声，倒不是对苏轼，而是对苏轼话语中那长远两字。

“老师，党争其实也不长远。罢了，便只说这新政吧。”

苏轼此时在车厢之内也是正襟危坐起来，这一场谈话进行至此，他早已抛去了对自家徒弟的轻视，只觉得对方至少在看待时政发展上有着很强的天赋。

“不提别的，便是只说这市易法，其实与汉时便已创立平准均输法，从内核上讲并没什么不同。按说桑弘羊能够取得的成就，国朝未必不能取得，何况仅以市易法本身而论，比平准均输还要高明一些。”

“那为什么国朝不能成呢？”苏轼此时就有些明知故问了。

吴希情知自家老师是要考较自己，也不藏拙，当即答道：“时移世易，世事不同。”

“何处不同？”

“汉武帝当政，国家虽然也有内乱和边患，却并不存在真正能够覆灭汉政权的外部力量，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础功不可没。再说汉军睥睨四海，并不惧怕外敌。而国朝在这方面嘛，就显得有些......”

吴希并没有再就此说下去，而苏轼当然也没再问。

“说得好啊，汉可以缓，而国朝不可，其奈若何呢。”苏轼如是感慨道。

吴希微微点头，又再解释了一句：“当下来看，不仅未缓，而且行之颇杂。”

自熙宁二年以来，均输、青苗、农田水利、保甲、募役，如是种种近乎倒豆子一般颁行的政令，可不就是“杂”之一字了嘛。

“那依冀之看来，可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吴希想了又想，终于还是无奈摇头：“老师，不是这些政策不能改进，实在是从官家到诸位宰臣的急切心态不调整，则什么办法也不过是裱糊而已，不能解决根本的。”

“除了市易法，冀之对其他所行新政都有看法吗？都有改进措施在胸吗？”苏轼问得略显急切。

“有自然是有的，不过我人微言轻，即便有又能怎么样呢？”

苏轼却没有当即回答这个问题，而是略微犹豫了片刻，才像是下定了决心一样开口道：“冀之，你敢不敢赌？”

吴希不由有些诧异，懵懂道：“赌什么？跟谁赌？”

“赌圣意，赌命运，与天子及诸宰臣、执政来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