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范仲淹的打算，是把太湖周边的五条河道疏浚一番，再引流太湖之水入海......这事儿虽然花钱不少，但也在苏州府的承受范围之内。

可如今倒好，不算苏州府本身的治水经费，光募集来的商家捐款，就够把这五条河疏浚一遍，顺便再把河堤加高一尺了。

这都什么事儿啊。

这个结果，确实是范仲淹没有预料到的......早知如此，他当年在兴化县修海堤，就不用花那么长的时间，修到自己丁忧离任都没修完了。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钱到位了，那就开干吧。

今年苏州遭遇了水患，歉收是肯定的了。

但是吧，大宋朝的税法规定，丰年不多收，灾年不少收......歉收了也一样是要交秋税的。

这事儿吧，它不合理，范仲淹也知道，但，并不是现在的范仲淹能改变的。

范仲淹现在能做的，一是上书朝廷，看看能不能减免苏州府的赋税，二，就是发挥自己苏州知州的权利，允许苏州一府百姓欠缴今年秋税。

是的，虽然灾年朝廷一样要收税，但大宋至少允许百姓们欠缴，等来年丰收了，一起补上，也是可以的。

这一点，至少在江南地区，是可行的。

北宋的江南地区，农业发展已经是很发达的了，随着江东犁等先进农具的出现，再加上数百年的耕作经验积累，北宋年间的江南，基本能做到两年三熟，甚至是一年两熟。

欠一季秋税，来年补上，对江南百姓来说，虽然负担重了一些，但也不是不能承受。

要是这场大水发生在西北.......范仲淹都不知道会酿成什么样的后果。

大宋的税制，很公平，但又非常的不公平。

公平在于，一亩地，不管是在西北还是在江南，都是缴同样的税收。

不公平的地方在于，江南的农业发展肯定好过西北，百姓的田地产出，也肯定好过西北。

在江南，一场大水最多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如果在西北，那可能就是百姓家破人亡了。

除非是特殊时期，遇到官家大赦天下，否则的话，这样的税制，对西北边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而这，也是范仲淹这几年历经地方和中央后，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朝廷的国政，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而朝中的宰执相公们，更多想的是修修补补，尽可能的维持平衡......范仲淹不是说这种办法不好，但终归是治标不治本。

范仲淹想要去改变，但范仲淹却始终没有想好，到底应该怎么去改变。

范仲淹既不是初入官场，只有理想和冲劲的楞小伙，也不是未来的那位拗相公，他确实想要变法革新，但同时，他也知道，革新政务，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做事情，总得一步一步来。

一个革新不好，真正遭殃的人，不是他这个当官的，还得是普通百姓。

但是吧，有一个事情，范仲淹觉得，不妨借着这次苏州治水，试一下。

那就是用度公开。

范仲淹打算把这次募集到的，用于治理水患的善款用度，每七天公开一次。

一者，是为了让这些捐款的商人和百姓看到善款的用度过程，保证每一笔钱都用到位。

二者.......其实范仲淹这么做，是为了另一项东西的革新在做准备。

公使钱。

对，就是那个让滕宗谅栽了跟头，导致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的公使钱。

当然，这个时候的范仲淹不可能知道后来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但不妨碍范仲淹看这个公使钱不顺眼。

事实上，公使钱这个东西，本来是朝廷发给各地地方官，用于宴请，招待同僚的用度，目的，就是避免因为这项支出，导致地方官员贪污腐化。

算是高薪养廉的一种方式。

当然，这个公使钱不是进地方官员自己的腰包的，一旦官员离任，这些公使钱就得封库，交给下一任继任的官员继续使用......说到底，就是合法吃喝的公款。

但是吧，因为这笔钱就是用来吃喝玩乐的，因此导致各地滥用公使钱的情况屡有发生，而一旦没钱了，这些吃喝玩乐的官员们就会伸手向朝廷要钱，这无形中也成为了朝廷的一项重要的财政负担。

范仲淹在中枢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份吏部公使钱的资料，每年公使钱的用度，居然高达国家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这就很恐怖了。

因此，范仲淹早就想着，是不是要规范一下公使钱的用度。

具体怎么规范，其实范仲淹一直没有想好，如果生硬规定，显得不近人情，各级官吏必然会严重不满，但如果含糊其辞，那根本起不到效果，还不如不管。

而偏偏这次，因为顾深放出小道消息，说要把商人捐款数量公开的事儿，导致商人们反而踊跃捐款......范仲淹就琢磨着，是不是要求官员把公使钱的用度公开，也能起到警示官员的效果？！

毕竟嘛，在范仲淹看来，官员总是要脸面的，一旦公开公使钱的用度，那些官员们为了自己的名声考虑，必然会对滥用公使钱有所收敛，这样朝廷也就能稍微减轻一点公使钱的支出了。

但是吧，公使钱这个事儿，毕竟是朝廷政务，范仲淹不可能一上来就直接搞事儿，所以，他就想拿这次善款来试试水。

这个善款，理论上讲不算公款，所以对它的支配和使用，范仲淹有绝对的权利。

而范仲淹也是想看看，通过公开善款支出用度，是不是能让那些支取善款修河的胥吏们有所收敛，甚至不敢乱碰这些善款。

如果真的能起到这样的监督效果，那么将来公使钱改革，范仲淹就有了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