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暴动中，刘全德伤得很重，一直昏迷了两个月才醒。在他醒来后的第二天，港英政府发表了一份报告书，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的过程以及政府采取了哪些措施平息暴乱。他们把暴乱的原因归结为黑社会闹事，据说抓了两千多黑社会的骨干和小弟。

当时医院里躺了几百个在暴动中受伤的人，加上探望的人，每天都有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消息和说法。其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来自刘全德隔壁床那人的弟弟，他是个律师。

据他说，港英政府虽然没有在明面上公布国民党的罪行，但暗地里也对一些国民党的骨干人物进行了抓捕，他们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递解出境送到了台湾。台湾的背后是美国人，打狗还得看主人，所以政府的手法是一明一暗，一软一硬，既要打击，让他们不能危害到香港的基本治安，但也还要留着他们，来抑制香港的左派势力。

李默听不懂这些东西，对什么党派之争也不感兴趣，他希望这样的噩梦不要再发生，希望刘叔能早点康复。也许是因为亲戚关系，或是他的英勇行为，总之，纱厂破例支付了大部分的医药费，这让刘叔没有被赶出医院。

那段时间，李默一直守在医院里，除了有两次去参加何伯和红姐的葬礼。虽然才十四岁，可对于死亡和离别，他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他并没有表现出害怕，也没有哭得死去活来，他只是去跟两人告别，但在回来的大巴车上，他的眼泪却如断了线的珠子，洒落在那肮脏的座椅之上。

由于李默日夜陪在医院里，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刘叔的儿子，都说刘叔虽然遭遇不幸，但还是有福气的。李默也不辩驳，除了照顾病人，大部分时间他都在看书。那些书是何伯的，他的经纪行关了，黄经理带走了客户和资源，去了港岛。那些书，何伯的家人不要，李默便都带了回去。

在他的悉心照料下，刘全德终于在农历年前出了院。两人回到宝鸿纱厂，在之前住过一晚的那个小仓库里，他们度过了来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那天晚上，两人躺在那张狭窄的小床上。外面鞭炮声此起彼伏，宣告着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到来。

李默没有睡着，他知道刘叔也没有睡着。这是他俩在香港的第一个除夕夜，可他们的心中，却只有悲伤。呆在那个小小的仓库里，他总能想起李艳红的音容笑貌，想起她的热心和温情。他没有亲见那天的惨状，但刘叔是在现场的，他是亲眼看着这朵红艳的玫瑰凋谢枯萎的。刘叔的心里，一定比他更难受。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时，刘全德翻过身来，跟李默讲述了他的国民党身份，这让李默几乎从床上跳起来。他睁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与他相依为命的男人。刘全德让他坐下，听他慢慢讲。李默勉强坐了下去，随着刘全德的讲述，他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下来。

刘全德说他原本是个读过几年书的农民，在日本人来之前，他们一家人过着安稳平和的日子。后来他们一路逃难，在路上，妻子和儿子都死在了日本人的轰炸中。他说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打日本人，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后，内战很快就开始了。而随着共产党的胜利，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