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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租住

在嘉埔工作时间外,平时和节假日的加班很少,除了生产部外,各工程组和业务内部的加班都是无偿的,工作都尽量安排在正常工作之内,公司上下也不主张加班,而且各项目组更多的是和客户交往,一般都在白天,也顺理成章形成了公司很少加班的习惯,就是说八小时外的工余时间比较多,拿老员工的话说,在嘉埔做久了,感觉这里和国营企业上班没有什么区别,特殊任务会自觉加班,工作外的生活、学习和外出玩很是休闲和惬意。

时间久了,公司住宿的弊病,就暴露了出来,因为工作在外,人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临近的同事或老乡,所以经常走动也是一种必然。那时,多数人会朋友和熟人,歇脚和住宿是不能带领他们进去公司的,只能选择附近餐馆或外面。公司作息制度比较死板,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电视,也有时间限制。在公司工作的年轻人,特别是未婚青年,谈个女朋友也很是不方便,总不能天天在大马路上交流吧,这样公司很多同事,都在附近的爱迪小区里租房住。

还有就是,公司近年来发展也很快,在这个小院子里生产作业面积越来越紧张,宿舍的一二层也先后被用于零件的存放,再后来,樊东明负责的装配组,也搬到了宿舍二楼。公司为了能腾出更多的房间,六七月后的一段时间,出台了些鼓励员工外面租房的补贴细则。那些日子,我们几个后来进公司的,也动起了外面租房的念头。从后面讲,我们中很多人都会面临过,春节接家人过来的境况。要找个价格适中、结构合理和位置优越的租住屋,也不是说立刻就能找到的。我在嘉埔近乎一年多的时间内,在外面也换了好几处住处,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合适。

第一次租住,是和之前来这里的老乡同套。那是一间三居室的单元房,当时,有间刚空出来的屋子,我就和任子祥同屋搬了进去。一个屋子里放置着两张床我们一人一张,其他两间屋子还有其他四位老乡,客厅里他们早买了台二手电视,大家平时共用着看,整个单元的价格大家平摊。进去住了不久,就觉得这里有很多的问题。

当时,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子临街,我们所在三层的楼下正好对着的全是商铺,夜市的吵闹,会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而且每天早上五点多,就有商铺拉卷闸门的响动声,使得人很难休息和睡个懒觉,在周末更是让人难受。还有就是屋子里的其他四位老乡朋友特多,当时,我和子祥在私下议论,这里简直就是成了“龙门客栈”。我们在那里租住的一个月里,印象中外来人几乎没有断过,作为一个下班休息的地方,发觉很不理想。于是,一个月后,通过附近的物业中介公司,我们在南小区里面找了间两室的房子,房子的最大优点,是屋子小客厅大,但缺点是屋子里没有任何的家具和空调,我们搬进去的时间是九月中旬,这次是我、任子祥、樊东明同租一套房,而我们搬离的那间屋子,让给不在乎吵杂同来的叶军老乡。

这次租住的房子安排,依然是我和子祥一个屋子,樊东明由于爱人在东莞别的公司打工,周末一般都会过来,所以他独自占一个小屋子。这里距离街区还有段距离,在随后我们居住的三个月里,这里很是安静和惬意,在租住期间,我们没有买电视,唯一的活动,就是我们三人还有樊东明老婆来的时候,共同围拢在一起,打打扑克以打发日子。同来的张录军、赵宗课、李光明、吝化革、葛建柱等老乡,也都先后从公司集体宿舍搬了出来,在附近的小区,也都租到房子,中间他们也会常来我们的这个屋子来玩和聊天。在我们这帮同来老乡中,第一个打工到年前,并首个先返回老家,结束打工生涯的就是张录军,他当时在西安一个研究所工作,通过很长时间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描述,觉得他出来的理由很大成分,是在国营单位当时领导对他有看法,而且那个时代国营单位大都处在下岗的大洪流进程中,他撇下妻子和出生三个月的女儿和我们南下,这和我两年前第一次在虎门打工有些类似。首次出来的他,时间一长,时常表现出了对家的眷恋,他是我们中经常往家打电话最多和最频繁的一位,没几天一张三十元的IC卡,就被和家人啰嗦完了,为此,赵宗课老乡经常取笑他,说他是电信的老板。

三个月后的十二月,我们又换了套房子租住,当时更换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樊东明他爱人返回了内地,樊老乡觉得租房子承担的费用昂贵,这样他一走,我和子祥租这样的套房,觉得也吃不消,于是我和子祥又联系公司工艺组的一位广西同龄人,在公司对面第二排的楼房里,租到了一套带家具、热水器和煤气的小两室套房。我最先和子祥同屋,广西那个哥们一人住了间带通往阳台门的小屋,住进去不久,我就和子祥在宏远旧货电器市场,伍佰元买了台旧电视,往屋子客厅桌子上一摆。从那时起,我们每次下班都有了自己的电视,可以随意欣赏。屋子卫生间还带有热水器,我们也经常去外面的菜市场,买些做饭的原料回来,这才感觉有了个真真正正的“家”!住进去没多久,广西同事的爱人也从打工的深圳经常过来,只要她来,就给我们做好吃的,于是有菜有肉还带啤酒,经常热闹聚上一次。从这里去嘉埔上班也很近,常是上班前五分钟下楼,都跟上打上班铃。当时,记得第一次住进去的时候,纯房租开销是六百五十元一个月,每次一个季度一预付,而且和房主还签了合同,比较正规和放心。

时间过的飞快,很快到一九九九年的春节,这年我没有回老家,而是把妻子和孩子给接了过来,等他们一过来,子祥就和广西同事共同住到小屋了,这是作为临时安排。爱人是大年前一周来到东莞的,当年子祥也没回陕西老家,广西同事是回家了,我们同来的其他老乡,大部分都选择回内地过年。

在爱人过来公司的那些日子里,我和子祥就再也没有去外面吃过街饭,天天上下班回来,都有现成的饭菜。除了吃饭外,遇见周末,我和爱人、孩子都会同去市区游玩,中间带她们去过闹市区的运河广场、运河商场,也去过虎门镇古炮台。

特别让人难忘的就是这年的初一,我们大早起来,在宏远工业区的路边,坐上了开往深圳的长途公交车。因为是南方的冬天,又是初一,早上整个公交车从东莞到深圳一路上,唯一长途上的乘客就是我们一家三口,还包括买票售票员和开车的师傅。当时,开玩笑和爱人私下悄声细语,简直就是我们专车了。女儿当时才五岁左右,之前也从来没有出过陕西境内,更没有在冬天看到过南方的季节,所以从她来这里开始,一直都很高兴。到了深圳,我带他们整个一中午都泡在深圳世界之窗景点里转悠,当时里面中午的一碗方便面三十元,着实让人现在还觉得咂舌(昂贵的方便面)。在世界之窗里该转的也转了。下午,我们还看了景区的文艺演出,游玩到了下午四点多,我们开始为晚上的住宿奔波了。在深圳之窗附近问了几家宾馆,每天晚上标间都要四五百,妻子觉得贵,我提议反正是转,不如返回到深圳关外,也就是宝安区去住宿不是也好,一则便宜,二则还可以溜达一下关外的夜景。于是,我们就打出租车出了深圳边检站,在宝安区的街边路北一处饭店找了个住处。把行李安顿下来,该到了晚上吃饭的时间了,也许是中午方便面不顶饥的缘故,大家都觉得肚子咕咕的。

我选了一家档次还算可以的餐厅。在我们从头到尾的点菜、用餐过程中,后面始终端庄地站着笑容可掬的服务生。由于孩子小,服务生还特意搬来了孩子就坐的专供座椅,每当我们喝完饮料和汤,服务生都会从后面站立的位置过来,帮我们盛汤、倒水。天真的孩子为此,还偷偷趴在妻子耳朵边,小声地说:“这里的阿姨真好”!后来,爱人自言自语道,不是阿姨服务好,是你爸爸的钱好,呵呵!我只是笑了笑,多年后的那番情景,我们还不时提及,那刻的确觉得钱虽不是万能,但却可以成为驱动力,包括自己也包括别人。

在宝安区过了个晚上,初二我们又过关,进去深圳市区,在深南大道上闲逛了很久,还带他们去了罗湖口岸,看了看香港人是如何过关卡的,而且在罗湖口岸的集贸市场里,看到了很多香港同胞如何和内地商户讨价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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