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即位之前，还有一事要面临处理。

这件事的起因来自礼科左给事中李若珪的奏疏。

外廷大臣讨论了足足两日，都暂时没有结果，而眼见明日便是九月初六，所以时间十分紧迫，朱由校必须要今日就要出结果。

而讨论的事则是，光庙的年号问题。

光庙年号泰昌，这是光庙即位时就定下来的。

当时即位时发布诏令：“兹履阼之初，宜焕维新之号，其以明年为泰昌元年，大赦天下，与民更始。”

原定是于明年（1621）为泰昌元年。

这是惯例，一般都是新君即位后次年为新年号，但谁知道，光庙连四个月都撑不到，愣是过不到泰昌元年。

这样就导致问题出现了——今年是万历四十八年，而且已经过了大半年，独剩下了三个月，那么新皇帝再登基，是按照礼制，次年改新元，还是说顾及先帝脸面，次年仍按原定泰昌元年用之，踰年再改元？

这件事在历史上是有答案的。

那就是以八月光庙即位，到十二月，这四个月里为泰昌元年，次年则为新年号。

但是于现在，吵的不可开交的主要原因在于——东林清流并没有在移宫案时获得滔天威望，所以三党仍敢反击，并不希望由清流牵头解决此事。

以清流的想法，当然不愿意朱常洛不能留下年号，因为这等于是否定了自己和先辈在国本之争的努力，所以无论如何，作为国本之争胜利果实的朱常洛都得留下痕迹。

是以，他们主张以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或者按照惯例次年为泰昌元年，次次年才为新君年号。

但是以三党想法，自是要削弱光庙的存在感，因为削弱光庙的存在感后，清流少了几十年的功劳，便让清流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是笔怎么算都不会亏的买卖，尤其是新君还是个少年新君，犹如一张白纸，这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其实说起来，他们对此也很气，因为万历争国本，大家都出了力，要说谁出力最多，那首功起码要给浙党创始人沈一贯，是沈一贯成功劝立了太子。

但是到现在，清流几乎独占了胜利果实。

其他人反而成了旁观者。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势如水火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们极力否定八月到十二月为泰昌元年，理由也是十分理直气壮，正统之朝廷，岂能一年双年号？！

万历四十八年就是万历四十八年，从八月砍一截为泰昌元年算什么？

就是喻年改元也不妥，这不是违背礼制了么？

而座上的朱由校却知道，这其实都是自己的锅。

是他削弱了清流的从龙之功，导致清流没有因为移宫案而名声大噪，然后携大势隔绝了三党，几乎是事事操办了自己即位。

所以今日朱由校无论如何也得把这点事给解决了，说白了这就是点屁事，就是因为掺合了党争，大家杠在那里，导致事情僵持，这已经是常态了，万历时候更严重。

在朱由校眼里，三党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东林这类清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后世很多人都误解以为清流就是东林，而实际上是东林通过炒作，把东林等同于了清流，通过这种认知裹挟了一大批做事的官员。

这其实通过李三才案就可以看出来了。

这个时期顶了天也就是个互相勾结的朋党，离着正式的有纲领的组织还早。

不说别的，三党之中，还参杂了南地、北地之争。

清流中更是内讧一片，全都不过是因为利益纠缠在一起。

整个明末因为王阳明思想的革新，外加上思潮的冲击，导致人人都觉得成圣不难，以至于官场上成了一个“找圣人”的游戏。

清流占据言官席位，利用随便言事的权利容不下半点污垢，到处乱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