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咳……冯同学，注意你的语气，大家讨论问题嘛，虽然你一直都说得很有道理，也没必要那么咄咄逼人。”顾教授虽然很支持冯见雄的观点，但也不希望他失了礼数，不由提醒了一句。
“对不起，顾教授，刚才是我一时激于义愤，急于伸张正义，所以语气急切了些。”冯见雄不卑不亢地解释了一句，然后转向付成才，吊打道，
“照你的逻辑，你遇到一个义士，做了一件义举，然后你上去称赞一句：‘哎呦你好有道德哦，您是被道德感召的楷模！’那他就一定应该感谢你咯？荒谬！信不信有些人就是会一耳光扇死你！”
冯见雄说到这儿，稍微收敛了一下，请示了一句顾教授：“教授，我很想证明这个观点，需要讲一个故事，可能有点长，如果你不嫌我啰嗦，那我就证明好了。”
“请便。”顾教授也颇感兴趣。
“好的，”冯见雄清了清嗓子，侃侃而言，“我们假设，付成才同学，成功穿越回到了500年前的德国——啊不，应该说是神圣罗马帝国。
那一天，一个名叫费尔南多的、常年在弗兰德斯地区香槟大集市经商的外国商人，经过美因茨大教堂，找年轻的教区主教告解。
他拿出一打前几天刚刚从负责整个神罗帝国教区的大主教冯.勃兰登堡那里买来的赎罪券，对教区主教马丁.路德说：我经常经商欺诈，放高利贷，还弄得人家破人亡过，心里不安。所以我买了赎罪券，但还是不安，你安慰安慰我吧……”
冯见雄的例子说到这里时，顾教授忍不住就微微一笑，似乎颇有默契。
他不是学历史的，但对这段故事还是很了解的。
因为他平素最喜欢拿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让学生写论文、读后感。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是1644年诞生的，当时正处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
三十年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的决裂战争。战后所有德意志邦国不得不选边站队，支持其中一种。
而“出版自由”的权利，正是新教胜利的产物。而新教产生的渊薮，则是1517年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
所以，冯见雄这个例子，着实挠到了顾教授的痒处，一阵阵共鸣的心有戚戚焉。哪怕他再不学历史，也不可能不学这段历史。
只听冯见雄继续往下讲：
“马丁路德肯定要问费尔南多：那你有没有真心悔改呢？以后还会不会继续放高利贷，继续为了逼债为富不仁弄得人家破人亡呢？
费尔南多想了想，就说：高利贷肯定还是得放啊！不过我下次再生意欺诈犯下罪，我再掏30佛罗林买一张赎罪券好了！
马丁路德当然会让他滚。
费尔南多则会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老子是从你的上司、大区销售总监冯.勃兰登堡大主教那里买的赎罪券！老子今天来找你不是求着你，是来找你售后服务的！
然后马丁路德就甩手不干了，回去写了《95点纲要》，往美因茨大教堂的门上一钉，求冯.勃兰登堡大主教喷战哦不是论战，从此把数百万民众从欺世盗名的赎罪券中解脱出来，功德无量——”
冯见雄说到这儿的时候，恰到好处地转向付成才，然后用设问的语气揣测：“想必，如果付学长穿越回500年前，亲眼、就近看到这一幕，一定会走上去，对马丁路德先生恭维道：路德先生，您真是一个德行高尚的人，敢于揭发丑恶、弘扬义举——是不是这样？”
付成才完全没抓住故事的重点，眼珠子瞎转了半晌：“这……这有什么问题么？”
“那真是太可惜了——因为这样的话历史上已经有人对马丁路德先生说过了。如果你也去这么干，换回来的下场估计也就是被路德先生扇一耳光，然后回敬你一句：MMP！我是受到了天启！每个人只要虔诚，都可以从内心自发感受到主的意旨，而不需要假手于腐朽！
我今天做出的一切决断，是因为我就感受到了那种天启的投射，而你竟然侮辱我说我是基于人类的德行才这么干的？信不信我扇死你？”
新教伦理在接受神启这个问题上，和天-主教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认为神的启示是虔诚者可以自发感受到的，而后者认为你必须通过教会的“点化”（暂时用这个词）。
以马丁路德的脾性，遇到这种情况还真会这么干。
虽然冯见雄的讲故事方法非常风趣随便，但是在区区几个人的场合，话题效果却是出奇地好。
尤其是让顾教授100%接受了“道德并不就比信仰高尚。反正只要是行义举，只要内心却是是想要行义举，基于何种具体动机并没有优劣之分”这个观点。
很多人因为信仰而干好事，你说他因为道德而干好事，人家说不定反而跟你急呢。
付成才最后一个对冯见雄人品的攻击点，也被冯见雄反杀得人仰马翻。
可是，冯见雄怎么会轻易放过这条落水狗。
任何主动挑衅者，都必须下重手震慑。
“你没话说了？行，那我也说两句——那天的场合是什么？是辩论赛。辩论赛的观点，是双方抽签决定的，不是我挑的，甚至都不是我本人去抽的。这是一种锻炼口才和思辨能力的场合，居然能被扯上政治正确，你这人得是有多敏感？
如果当时让我抽到反方的辩题，‘温饱不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信不信我一样能赢？我试图让某一方赢，和我自己本人的观点、政治倾向，有一毛钱关系么？不管抽到了什么题，为了竞技精神，本来就该穷尽一切合法手段争取胜利，这有错吗，还能跟人品联系起来？按照你的逻辑，律师为嫌疑人脱罪，倒是在同情罪犯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