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事42年电影洗印工作。

1950年7月，他离开中华职业学校进入上海私营国泰影业公司中国电影洗印合作社，从此开始了他长达72年之久的电影洗印生涯，其中有16年专职冲洗底片。

如今他已90高龄，但对电影胶片时代所发生的故事仍难以忘怀。很多往事已经淡忘，不少同仁已离他而去，最让他怀念的仍是他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洗印胶片之路。

他刚入洗印社学的就是手工洗片，与早期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馆、魔都影戏公司以及明星、天一、艺华、新华等影片公司都一样，入社时还是延续当时这个行业遗留下来的习俗，把洗印胶片称为“黑房间”工作。

记得当时洗印社用的设备很简陋，就是长方形木槽（药液槽）、木架（片架又叫板子）和大滚筒（干燥胶片），工艺也十分简单。

当时先安排他在“亮室”里做清水漂洗片子的工作，即洗底片、拷贝片，这是片子显影的最后一道工序。

那时，一些有责任心的摄影师常会来洗印社看底片的冲洗情况。

他就把板子从清水槽里拎出来搁在看片灯箱前，让摄影师看。

令他最敬佩的是《武训传》的摄影师韩仲良先生，每个镜头他都要仔细察看。

记得他当年冲洗的片子中有国泰影业公司的《太太问题》、大同影业公司的《彩凤双飞》、文华影业公司的《关连长》、昆仑影业公司的《武训传》、大光明影业公司的《和平鸽》等。

还有1951年从港岛回来的著名影星王丹凤，与国泰影业公司小老板柳和清拍的一部结婚纪录影片，拍摄地点是魔都逸园（今文化广场），也是他参与冲洗的。

1952年初，魔都8家私营电影公司合并组成魔都联合电影制片厂，并于1953年初并入国营魔都电影制片厂。

他所在的中国电影洗印社的全体22名员工和1950年成立的文华影片公司洗印室的8名员工编入上影厂洗印科。

他被分配在黑白底片组，做他师傅杜振昆和肖寿生的洗片助手。那时上影洗印科也是手工洗底片，而正片（拷贝）则由半自动洗片机冲洗。

新中国成立后手工洗片的时间不长，到1953年底，就转入到由机器冲洗了，即把拷贝机器改装为底片洗片机。

自从底片被改为由机器冲洗后，魔都从此就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手工洗片时代，这个技术进步大大促进了影业的快速发展。

他到上影洗印科工作时，已有一台我国自制的半自动洗片机，它为冲洗新中国第一部彩色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作出了贡献。

该片是用彩色多层底片拍摄的，由万国强工程师负责冲洗。

他的师兄徐大春同志被分配去做操作工作，他因此有机会经常去帮忙，从而也了解到洗彩色片的一些工艺。

1955年，上影洗印科进口了一台法国的齿轮复式自动洗片机，

由1954年从帝都电影学院毕业的白景昕、张自立两同志负责运作，并从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在1956年被调入后，虚心地跟他们学习，不久也能独立操作了。

记得前辈对他说过，冲洗底片是“一锤子买卖”，底片是影片之母，不能有丝毫差错。

这个原理从他进入“黑房间”后一直把它视为洗印工作的重大责任而牢记在心头，并一直严格服从师傅的要求苛求自己：必须集中思想，谨慎操作，不能有丝毫大意和马虎。

自他从事洗印工作起，从未出过一次重大责任事故，至今也感到是值得骄傲的。

机器冲洗彩色底片与手工冲洗黑白底片的工艺要求不一样，首先机器洗底片是在亮室里，用感光测定方法，以光楔数据决定画面显影；而手工洗底片，是凭经验目视，决定显影画面。

冲洗彩底一般一人独立操作，正式冲洗的决定权由操作者与查验室负责。他参与冲洗彩色底片的十年间，基本上是与白景昕和钱立成两同志合作操作的。

他虽然没有机会参加《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底片的冲洗工作，但参与了魔都最后一部黑白影片《妇女代表》的底片手工冲洗。

粗算一下，十年间他参与冲洗过的彩色底片有：魔都电影制片厂的《女篮5号》《林则徐》《老兵新传》《聂耳》《春满人间》《追鱼》《红色娘子军》《魔术师的奇遇》《红楼梦》《阿诗玛》《霓虹灯下的哨兵》《舞台姐妹》等；魔都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拔萝卜》《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牧笛》《草原小姐妹》等；

魔都科教电影制片厂的《科学与技术》《中国猿人》《保护青蛙》《知识老人》《泥石流》等。还冲洗过港岛与上影厂合拍的《尤三姐》《双珠凤》《牛郎织女》《槐荫树》……至今他对冲洗这些彩底怀有深厚感情。

1956年他被调去洗彩色底片。当时，他正从魔都俄语专科夜校毕业。

所以应帝都中国电影出版社编辑叶宏材同志的约稿，请他翻译电影技术书《彩色摄影与洗印》，他感到非常荣幸。

但那时他对彩色多层胶片的原理及洗印加工工艺尚未完全掌握，他就邀请化学工程师李忠品先生来指导他，最后才合译成功。

他也因而比较早地掌握了当时属于比较先进的电影技术。

1959年，他的译作终于出版并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这是他在翻译领域里的一大进步。

自从他学会了俄语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一直利用业余时间为《新民晚报》撰写有关电影的报道。

那时为了抢时间，他常常赶译稿件到深夜。每次稿件誊写完毕后，他就骑自行车送稿到当时在圆明园路50号的新民晚报社。

还记得1957年的某一天，他在《苏维埃文化报》上得知中国彩色电影《女篮5号》将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消息，又从自己厂里得知《女篮5号》已完成拷贝洗印，于是他把这个消息翻译并改写成新闻报道，连夜送到新民晚报社夜班编辑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