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的政策，其一，“官来归复其官，民来归复其业”，在旧明那里什么官，过来还是什么官，被农民军抢走的财产清军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土地可以给你要回来，其次是朴实无华的增加摊派，甚至三饷并入征税。

如此反动的土地经济政策的结果是什么呢？

从清军入华北开始到平灭三藩，数不清的农民起义，但是都被清军挨个夷平了。清军真有那个本事对着全天下的起义军说“怎么？你不服气？老子建设了六十年的军队凭什么输给你几天前才拉起来的一帮子饿死鬼？”

当一支强力军队的组建需要经验丰富的士兵+良好组织能力的职业军官+专业的技术人员+成熟的后勤保障时，战争就不再是普通农民起义能玩得转的了。

李自成打了大半辈子，中间还有过一次被打光所有军队变成光杆司令的经历，才终于靠着天灾人祸和后金夹攻把大明拖成死人，就算是拖成了死人的大明，在把孙传庭“手中的最后一部野战军送出去之前仍然有着吓人的能力。

在精锐军队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全世界的君权都在急速膨胀，在欧洲，大炮的出现直接宣告了市民政治的暂时结束，以前市民们组建的城市可以靠着坚固的堡垒和教会、诸侯等错综复杂的势力任选其一联手起来反对国王不合理的征税命令。

道理很简单，陛下要想刮地皮，就做好死一大堆人的准备，这是谈判的基准。

然后才有了所谓和谐合作的封建年代，一边捏着鼻子交钱，一边捏着鼻子拿钱，然后退兵。家谱可追溯到法兰克王国的边缘乡村贵族怎么来的呢，只要你的祖宗有胆，带着一小伙子人，找个水草丰美的地方，搭建起城墙，然后安排种植和士兵训练，就可以巡弋周遭，对周围的散装村落进行征税了，这个时候附近的主教领、高级贵族总算发现了你的存在，带着兵马过来看了一圈，绕着你的城池转一圈，发现要啃下来伤亡惨重，接下来就是谈判然后承认你自封的贵族头衔了。

但是到了专制主义的年代，到了大炮显威的年代，城墙保护不了市民了，小贵族的征召兵打不过大诸侯的大军了，自然就出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君权

吞并教权与政权，权力强大到可以派兵挨家挨户硬搜贵金属来铸造钱币的地步。

这样为所欲为的专制权力甚至比乾隆都更加彻底。毕竟乾隆纵然加强了君主专制，但是乾隆也只敢修建满城对汉城进行监视控制，弹压民变，而不是在征准噶尔“缺钱时下令对东南挨家挨户抄家征钱粮。

而绝对主义大君主国在西方存在的时间却并不长久，因为技术的变革带来了新的谈判武器，那就是革命。但这并不会直接结束君权的走向集中的进程，而是只能放缓，因为很快自由主义与大革命的对立面就迎来了保守主义+民族主义。

君权吐出了自己的集权成果，但这份集权成果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政权所吸纳。

在1798年单一个神圣罗马帝国就有着1789个拥有着“有权参加和有权不参加”帝国议会的各个帝国等级。而到了1910年欧洲就只剩下了英、葡、法、奥、德、意、俄加上巴尔干°的几个国家。

对于西方而言，权力也在不断集中，但是因为革命的出现，君权逐渐和政权开始脱钩，君权与政权合二为一并不断集中的绝对主义专制年代结束了，但是中央集权的年代却一直持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

甚至由于过度集权还诞生出了法西斯极权主义政体这类极端专制的国家形态。

所以本质上讲国内是一个被放缓了的欧洲，在国内你可以观察到在强大的中央军队保障下君权与政权互相磨合最后合二为一然后无序扩张的漫长历史，一段在欧洲因为技术变迁而导致迅速结束的时代，但是最终随着技术和思潮的变化，国内君权仍然与政权脱钩，并在这个过程中很不体面的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这并不代表集权在国内的结束，经历了短暂的联省合作后，因为战争催生了组建强军的需求，而强军则赋予了中央碾碎地方的绝对实力。因此国内再次跟随国际主流走向了权力集中的道路。实际上，文官不止是现代意义的官僚，还是教士。中国古代的官僚体系，本质上就是教士治国。

如果仅仅把宗教理解为对神的信仰就太肤浅了，宗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

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最核心的就是【天人感应°】，【天命转移】这两个理论。

所谓【天人感应】，就是天子是上苍在人间的代表，是代天牧民。但天子必须有德，否则天命将不再眷顾天子，降下各种灾祸示警。如果天子继续执迷不悟，就会发生【天命转移】，此时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夺取天下的人就可以成为新的天子。

这就是古代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而这一套东西，是儒家提供的。换句话说，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来源于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