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有人说老陈是一位武官，不通文墨。其实不然，在苏轼自己写的传记里，说此人著述颇丰，对于《易经》的研究尤为精深。

也许正是这么一位严谨内敛的人，与苏轼这样的喜形于外的人，两相互补，才成就了这样的一段友情。老陈死后，其四子陈慥有成了苏轼的莫逆之交，也算是追随父志了。

五月二十八，苏轼生命中最为重要的女人王弗在开封病逝，享年二十七岁。

此时的长子苏迈，才年方七岁。

关于王弗的修为与品性，我们在前文中已有描写，这里不再赘述。

王弗死后，就连苏老泉都对苏轼说，你夫人是在你最艰难时跟从你的，你不能忘了她（妇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以后你一定要把她安葬在你母亲墓旁。

王弗死后，被历朝历代的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处理完亡妻的丧事，将王弗的遗体暂埋于京城以西，要等日后运回巴蜀安葬。

这时候，吕公著举荐苏轼应试馆职。

到学士院试策后，宋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已经听闻过苏轼的大名，因此有心将苏轼招入翰林院，授知制诰。但相国韩琦却有意磨练一下苏轼的秉性，认为苏轼年轻资历尚浅，没有经过试用，并不妥。英宗又问，授予其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道，记注与知制诰相邻，不可。于是，乃授予苏轼直史馆职。

直史馆，官名。宋朝初年置，为馆职之一，任职一至二年，然后委以重任，并可超迁官阶，可见也是一个肥缺。

七月二十三，在陈公弼死后三个月，又出了一位牛人吕公弼，并且还被授予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苏轼曾供职于其门下，因此上了贺启。

吕公弼，字宝臣，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为吕夷简次子。

九月初三，苏老泉为朝廷修撰的《太常因革礼》修成。

苏洵被礼部抽调纂修《太常因革礼》，因为这不是常设机构，工资无处开销，就把他的职衔转到霸州文安县，按县主簿待遇领工资。这部宋代礼典，共一百卷。

礼书修成后的重阳节，宰相韩琦在私第置酒，邀请了欧阳修等几位要人，苏老泉亦在邀请之列。席上韩魏公做了《乙巳重九》诗，老泉也敞开心扉，和诗一首。“不堪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在苏老泉有限的生命里，这次修撰礼书虽然不是自己最大的抱负，但也是他引以为傲的一件事。

皇祐年间，仁宗皇帝亲自下诏让庐山高僧五十四岁的怀琏来到京城，住在十方净因禅院，并召他到化成殿对话。

大觉禅师怀琏（生卒年月不详），俗姓陈，福建漳州人。

仁宗问他有关佛法的大意，怀琏回答得很符合天子的心意，天子就赐给怀琏大觉禅师的法号。当时北方那些讲论佛法的僧人，都只是在法界形相上用功，拘泥于因缘果报之说，所以，士大夫中那些聪明练达之人常常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斥之为蛮夷之邦的奇谈怪论。而怀琏却能指出佛理中那些与儒学、道学的相同之处，他的话既有文采又很信实，他的行道，既严谨又晓畅，所以一时间士大夫都喜欢与他交往。遇上休息的日子，怀琏还没有起床洗漱，门外就已站满了等候他的人。至和年中，怀琏曾经上书过仁宗皇帝，请求回归山寺以终余年。仁宗说，山也就是常在的法相，你还能回到哪里去？没有答应怀琏的请求。

如今，大觉禅师怀琏再次提出同样的请求，且态度十分的坚决。仁宗间挽留不住，就下诏准许了他的请求。走之前，怀琏还专门与苏轼互相道了别。

送走怀琏，苏轼与父亲等人到欧阳修处，听闻了欧阳公谈论吏事。

欧阳修认为，文学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后来苏轼一直觉得自己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从欧阳修与陈公弼那里学来的。

闲暇时，苏轼给杜沂（字道源）写信，诉说了最近因妻子病逝，公事家事的繁杂，精神极为疲惫。杜沂的儿子杜傅，字孟监，后来在黄州某地任县令，父子俩常与苏轼有交往。

苏老泉在京师编修《太常因革礼》的时期，在京师但凡演习过古礼的人，大多会前来讨论请教。

其中，孙鼛（音高）（字叔静）兄弟特别踏实好学会写文章，常得到苏老泉的称赞。后来，苏轼被贬黄州时，孙叔静从京师去往湖北蕲州时，还专门绕道黄州去看望苏轼。到了黄州，孙叔静还取出了苏老泉手书给自己的书信。苏轼因先父平生自己动手写信很少，一般都是由后辈代劳，所以见到了父亲的手迹非常激动，想要回来收藏，但孙叔静却不同意，可见孙叔静对于苏老泉的赏识也是念念不忘的。

这时候，苏轼认识了王素的侄孙王震。王震，字子发。

苏轼还把前些年从一位道人手中得到的一个药方，送给了另一位好友单骧，单骧后来又把此方给了苏轼的表哥文与可，文与可试了之后觉得还是有些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