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王夫之（注意，这个人的名字很有个性，原名就叫王夫子，别号叫王船山）说过：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

宋神宗的出场，使得北宋的朝政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起来了。

当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给一代文豪的炼成造就了适宜的土壤。

半个月后，得知英宗皇上驾崩消息的苏轼兄弟一行，正在夔州云安县（今重庆市云阳县云安镇）一个叫燕子龛的地方题字流连。

当时这个叫燕子龛、又称下岩的地方有个僧人，曾劝苏轼兄弟不要再往前走了，可在苏轼三十二年的生命历程中，僧人口中的“路恶见止”，对他而言实在是小菜一碟。这种些微小事，也被苏轼记在了当天的游记中流传了下来。

当苏轼兄弟载丧归蜀的船只路过丰都县，该县平都山最高顶有座的汉时始建的仙都观，随父出川时，游览过此观，仙都观又名白鹤观。

丁母忧时返蜀，由于走的是陆路，史书上关于此次归蜀的路途记载极少。但此次回乡丁父忧时，是官家派船护送下走的水路，因此，路过一些名胜古迹时，一行人也可借观览之际上岸稍事休息。

当苏轼泊舟仙都观所在的山下之时，有一道士还曾持阴长生石刻《金丹诀》，找到苏轼，以求辨别真伪，很可惜苏轼也莫之能辨，只好建议道士再见到后来人路过时多多请教，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道长您总会遇到识货之人的！

这段时间，苏轼忽然收到许安世的书信谢启，得知小许对自己青眼相加，一时间也感到受宠若惊，赶紧回了贺启。贺启中一边庆贺许状元车马旌旗之召，一边还得与许状元来共同

哀悼英宗皇帝新逝的弓剑之悲。

许状元字少张，雍丘（今河南省杞县）人。

与许状元同科及第的进士，还有苏轼少时就有过交往的彭山县老乡杨从。杨从，字存道。另外还有：

方蒙，字达源，桐庐人。

伍昊，字及籍贯无考。

治平四年丁未四月，苏老泉灵柩在二子的专心护送之下，顺利地抵达了故里眉山。

到家之后，把父亲的灵柩安厝待葬停当，苏轼就开始着手撰写爷爷苏序的行状。

行状，称“状“，是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行状”这一称谓如今已不多见，它有点类似于今天对某尊长的回忆性文章。

苏轼翻阅了老家里父亲此前的藏书，发现了父亲以前没有完稿的祖父生平事迹的记录，结合自己十二岁前关于爷爷的回忆以及乡亲口中的评价，先把祖父的行状补充完整，然后给曾巩上了一道简，求其为祖父撰写墓志铭。然后托同科进士邓錧，将自己完善过的行状交给曾巩来作为参考。

在家乡守制的这段时间，苏轼结识了刚刚卸任眉州丹棱县的县令赵庾（字成伯），赵庾在苏轼家乡临县丹棱县任县令期间，颇有政绩，极为百姓称颂。后来，苏轼出知杭州时，与赵庾来往密切，直到苏轼出知密州时，赵庾又成了与苏轼搭班的通判。

大家知道，知州是一州行政、司法长官，通判起辅助、监督作用，知州政令需通判付署方能生效，通判可向中央直接报告知州的言行，两者之间虽有品秩之差别，但互相并不隶属。说得再白一些，通判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用于监督知州的。

但是，苏轼却与赵庾很能合得来，苏轼心直口快，与人常常直抒胸臆，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小人抓住把柄而被诬陷。但赵庾也是一位没有城府、心胸旷达之人，所以做事勤勉、一心为公的赵庾自然就成了苏轼长久的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