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吕希道这个人，与王驸马有得一拼：

爷爷乃丞相文靖公，老爹是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庆历六年小吕献上了自己所作的文章后，被皇上召试并赐进士出身。

王安石当政后，许多士子都使尽浑身解数，争相巴结与靠近，而我们的吕知州表现得却是：“独雍容其间，安分随所适而乐，遇事有不可，必力争”。到他自己的属地，则施政惠民、心系百姓，在解州任上，人为其立过生祠（旧时为活人修建的祠堂，生祠不同于常见的祠，它是用来纪念活人的，而常见的祠是用来纪念逝者的）。

所以吕希道每到离任之后，百姓们常会“去而人思之”。

“年年送人作太守，坐受尘土堆胸肠”，对于情投意合的朋友，苏轼每每在其赴任或离任之际，出门相送，还会作诗相赠相惜。

对于争相拜倒在王安石门下士子的丑态，苏轼看到后就像吃了苍蝇一样恶心，但苏轼不是那种工于心计的人，他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厌恶，遂抓起纸笔，写下了“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如此两句中，“有甚意头”与“没些巴鼻”都是旧时巴蜀乡间的俚俗之语，惟有用这些字眼方能表达出苏轼的轻蔑厌恶之情。

坊间还流传一首讽刺王安石的诗：

安石作假山，其中多诡怪。

虽然知是假，争奈主人爱。

世传是苏轼所为，一时争论不下。依今天的耕文轩主人来看，其本意也是苏轼心中所想，但该诗的品味较低，属于今天那种诗词协会里多数会员都会诌的打油诗级别。

在王安石忙着为变法大展手脚之际，当朝文学大咖欧阳修的新书《新五代史》修成。

由于欧阳修编写的新五代史晚于旧五代史，所有能够看到了旧五代史编撰者所没有看到的一些资料，他便采用小说、笔记之类的记载，补充了旧五代史中所没有的一些史实。书中或多或少地补充了若干事实，有些则插入比较生动的情节，以小见大，使读者加深对五代时期的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历史资料方面而言，新五代史和旧五代史是可以互为补充的。

《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意思是指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近人褒贬不一。但在当时，这是一件盛事。只是此书一出，由谁来作序倒成了一个现实中的难题。

大家一直都看好苏轼，认为非他的文笔不能够胜任。可苏轼却认为，年长他十二岁的曾巩是欧阳修他老人家的门生，且其作文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之态，特别是给人作赠序之文，尤其合适。

但曾巩同志却说，苏轼都不敢接这个活，我算老几（子瞻不作，吾何人哉）？

就在二人想推未决之际，有一位自告奋勇、毛遂自荐的勇士出现了。

陈师锡，字伯修，建州建阳(今属福建)人，时称闲乐先生，神宗熙宁九年进士。也就是说，再有七年此人才中进士，现在还狗屁不是，竟然大言不惭地提笔给欧阳修老先生坐冷板凳数年才编修完成的书作序，真是不愧为“闲乐先生”也。

苏轼在欧阳修老先生《新五代史》书成之前，曾与之讨论过此书的意义。以欧公所言，这可作为一本评说五代十国人物及事件背后善善恶恶的可以传世的史书，当苏轼问后周将领并州太原(今属山西)人韩通在书中无传，此人究竟是善是恶时，欧阳修老人家也只能是默然不语。

据记载，韩通历仕后晋、后汉、后周三朝，在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期屡建奇功，官至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柴荣驾崩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叛乱），韩通打算组织军队抵抗，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登基后，“言念元勋，将加殊宠”，追赠其为中书令。当然，这中历史上假惺惺的动作都是做给身边人与后世人看的。

当苏轼拜读了陈师锡所作序文中对欧阳修的评论，“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盖潜心累年而后成书，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文辞平平，失之偏颇，确实是难上台面，但囿于“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时间只能是心中颇有微词，犹如吃了苍蝇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