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话又说回来，在北宋时期，南人，以江浙为核心，福建、江西、湖广等地的文人士子，多以科举上位，占据了文官集团的多半壁江山。
南北之争，与朋党比附，成为北宋文官集团的一大特点。
宋代的朋党问题，在太宗年间已初露端倪。当时发生了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戊寅科”进士胡旦等人利用同年关系结为党羽、进行政治投机的事情。他们抨击时政，臧否大臣，野心勃勃，遭到了元老重臣的痛击，被统统贬出京城。加在他们头上的罪名，正是“朋党比周”之类。
宋真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沉溺于种种迷信、造神活动而不知返，以至浪费钱财无数，也为奸佞之人干乱朝政开了方便之门。真宗晚年多病，使得权力争斗更加炽烈，既具有君子与小人之争的性质，但也隐含了南、北士人之争的意味。
被骂作朝中“五鬼”的王钦若、丁谓、陈彭年、林特和刘承珪都是南方人，因为积极参与制造“天书封禅”的闹剧，受到宋真宗的特别信任。他们相互勾结，为追逐权力，不遗余力地排斥朝中正士，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
“五鬼”之中，尤以王钦若和丁谓最为活跃。王钦若相貌矮小丑陋，但却智数过人，善于揣测皇帝的心意，是制造“天书封禅”闹剧的关键人物。丁谓文采出众，办事能力又强。他不但极力迎合宋真宗，屡奏“祥瑞”，而且以其出色的理财能力从容调度、尽心督办，受到真宗重用。
这些南方人心术不正，逢君之恶，进一步坐实了当时人们对南方人轻儇奸诈、有才无德的观感。在“北方正人君子”的心目中，南方士人几乎成了“小人”的同义语。在反对“南方小人”的态度上，北方士人是高度一致的。
在当时，大多数北方人士对南方势力的崛起采取了抵制和敌视的态度。就连有“圣相”之称的李沆也一贯主张求治之道，最关紧要的是“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矛头直指梅询、曾致尧（曾巩的祖父）等南方士人。
寇准公开以北人自居，排斥南人，肆无忌惮。著名词人晏殊是江西抚州人，七岁以神童被荐。真宗赐他同进士出身。这却惹恼了寇准，说晏殊是南方人，不该得到如此恩宠。这种态度，就连真宗也觉得不像话，反驳说：“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萧贯参加殿试，寇准又说：“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结果山东人蔡齐夺魁。为此，寇准兴高采烈地对同僚说：“又为中原夺得一状元。”
五代以前，由于南方比较落后，基本上是南方接受北方的影响。五代以后，由于南方的发展，这一趋势出现了逆转，南方对北方的影响开始扩大，北方的传统优势地位逐渐弱化。
随着南方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在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日益攀升，双方的斗争便趋于白热化，其势头之猛烈，目标之明确，前所未有，构成了宋朝党争的重要内容。
从宋仁宗时期起，官僚集团中的朋党之争日益盛行，成为宋代政治生态最为突出的现象和内容。
“朋党”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朋党是围绕私利而组成的集团，无道义可言。同党之人为遂其私欲而不择手段，肆意诬陷非党之人，污染官场风气，扰乱统治秩序。对统治者来说，朋党现象是不祥之物，朋党兴则国衰亡。
无论何人，一旦被指为朋党，不仅意味着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也会在道义上背上恶名。
因此，以朋党之名攻击政敌，历来是官僚政治集团斗争的可怕武器。
随着士大夫主体意识的崛起，宋仁宗年间的朋党之争具有了新的内容和意义。它先是表现为新进士大夫为自身利益和抱负而与权臣之间展开的斗争，继而演化为新进士大夫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攻讦。
人们得出结论：凡主张改革、拥护新政者，皆为朋党。
熙宁以后，朋党之争愈演愈烈，并蜕化变质为党派倾轧和纯粹的利益斗争。所谓新党，往往打着维护新法的旗号，干的却是排斥异己的勾当。旧党内部亦复如此。政坛风气愈益恶化，野心家、阴谋家趁机专权乱政，吏治腐败、贪污横行的局面难以遏阻。
朋党原本就是由朝廷的各级官员联合在一起形成的，他们最开始的职责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出谋划策，帮助国家应对各项困难，但是随着斗争双方矛盾的不断加深，各方为了稳固自身在朝廷中的实力，都对对方进行打压，造成双方产生仇恨，党派之争也逐渐发展成为了仇怨之争，双方斗争的焦点不再是采取哪种措施更能促进北宋社会的发展，而是变成了采取哪种措施能够更好的提升自身斗争实力，如何更好的打压对方。
神宗时期，王安石代表新党进行变法，其中所实施的许多措施确实是有利于北宋发展的，如果能长期变通的实行下去，宋朝的局面将会有所改变。保守党中也有许多有才之人能够明白其中的好处，但在王安石下任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旧派掌权，将王安石变法中几乎所有的措施政策都废除掉。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这些措施是新党提出的。
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相继去世后，党争并未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并且新旧党派也发生裂变。其中保守派分为三派，以苏轼、苏辙为首的蜀党，以程颢、程颐为首的洛党，以及以刘挚、王岩叟、刘安世等为首的朔党，相互攻击，不可开交，历史上被称为“蜀洛朔之争”。
蜀洛朔之争，起始于蜀党和洛党领军人物的相互不对付，从言语讥讽、互不往来演变到上表弹劾、意气之争，然而“鹬蚌相争”的结果，两败俱伤，“渔翁得利”，朔党乘机掌权。然而也只是暂时而已，到了宋徽宗上台，重用蔡京，以至于守旧派全部被驱逐出朝廷，此时所谓的“变法派”完全控制权力，直接造成北宋灭亡。
正如王夫之所言：“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乃及于宗社生民，不亡而不息。宋之有此也，盛于熙、丰，交争于元祐、绍圣，而祸烈于徽宗之世”，“自命为君子人者，亦倒用其术以相禁制。妖气所薰，无物不靡，岂徒政之所繇乱哉？人心波沸，而正直忠厚之风斩焉。斯亦有心者所可为之痛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