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抵达东京后，向赵佶请求召见，赵佶当即在垂拱殿召见召见这位老臣。

张商英是英宗治平二年的进士，在如今的朝堂，真可以算得上老臣了。如今已经六十岁的张商英进入垂拱殿中向赵佶行礼，赵佶连忙命梁师成赐座。

张商英早年受到神宗皇帝和王安石的赏识，又与章惇关系密切，按理说是新党的铁杆了，但是在蔡京制定元祐党禁的名单时，张商英却榜上有名，真是奇哉怪也。

要知道，元祐党禁的入选标准主要有三个：元祐党人及其子孙，元符末年应诏上书直言朝政得失入邪等者和所有有异议者。张商英并非旧党，也没有“直言朝政得失”?却进入了“元枯党籍”。

张商英是明显被蔡京给打击了，这点不光张商英和赵佶心知肚明，连当时的人都很清楚，故而时人有言：与京议政不合，数诋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御史以为非所宜言且去，商英所作《元佑嘉禾颂》及《司马光祭文》，斥其反复。罢知亳州，入元祐党籍。

这就说得很明白了，这是蔡京玩弄权术，将张商英罢斥的。

当然张商英自己也并非没有过失，除了台谏所言的在政治上反复之外，张商英没有领会赵佶任用自己的意图也是重要的原因。赵佶亲政后改元崇宁，也就是推崇熙宁之政，恢复自己父亲神宗时的新法，所以赵佶才启用了一大批新党干将。

但是赵佶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恢复熙丰之法，他也是要借此树立自己的权威，同时赵佶生活奢侈，喜好繁华，这需要大量的钱财，只有蔡京能够迎合赵佶，满足他的奢侈生活。

而张商英、曾布等人，仅仅要求恢复新法，这就与赵佶的要求相去甚远了。

在张商英罢相的诏书中，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诏书中以赵佶的名义，对张商英大加批评：在元枯之初，托文辞以毁警先烈；追元符之末，因训语以褒誉朋奸。原其操心，出于为利。而内多诡秘，外若坦夷。肤初不疑，待以垂辖。徐察言动，反复躁轻。贪冒希求，自干荣进。潜结近密，觊位相臣。以道事君，何望于汝！

将张商英说的是人品卑劣，全无所谓“儒英’、“国器”的气度，有负皇帝的信任。

这些话当然不是出自于赵佶之口，而是出自于蔡京之手。但是此番君臣相见，还是有些尴尬的。

赵佶于是先开口问道：“张卿一向可好？”

张商英说道：“臣一向安好。”

君臣二人都有些尴尬，毕竟当年赵佶贬谪张商英的诏书可是骂的很脏，最后还是赵佶先开口说道：“向年之事，吾亦深悔之！”

对于当年的事情，赵佶确实还是太年轻了，刚刚继位，想着恢复新法，同时树立自己的威信。

本来赵佶在崇宁年间任用的宰相，虽然重用蔡京，却也深谙“异论相搅”的家法。很注意安排一些与蔡京政见不同或无甚关联的执政，防止其独断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