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大门徐徐开启，眼前便是我熟悉的家乡，一眼望去，不远处竟是站着接我出狱的一大群人：有儿子、侄子、外甥，两个朋友也是债主，还有看起来几乎瘦削脱形的凌总。

就因为这里跟生土长，近水楼台，所以得到众人关注？却是我极不情愿的，我不愿意除儿子以外的任何人目睹我重新开始的狼狈。我希望，人们可以给我一个尊重，容我独自面对，独自疗伤。或许大家以为，只有在监狱门口接到我，才是对我几年牢狱生活的最高礼遇。可是他们真的想错了，没有哪一个刚走出牢门的罪人愿意享受这样众星捧月的厚待。我不是荣归故里，而是刚从地狱转世投胎。

我随警官去更衣处，手提袋里装着我所喜欢的衣服，特意让儿子精挑细选，红色提花衬衣，黑色小脚裤，黑色高跟鞋。穿的时候，竟不是平日穿灰色囚服那般从容，手也忙脚也乱，衬衣显瘦了，裤子显短了，鞋子显然不跟脚了。心下惶恐，感觉这身衣服穿在身上，别扭地不像自己，全然不是记忆里的样子，反而更像一只小丑。

出了门，一群人围拢过来，谁也不知该说什么，我能理解大家。只是接下来的事情远不是我想象过的条理，这么一大群人，竟然没有谁是主心骨，引领我去做该做的一切。

家人看着我，朋友看着我，凌总也看着我，而我的状态并不是他们所能看见的表象，整个人陷于迷蒙失真的境地。

大家看我，等我做决定，我不知道哪里才是自己最该去也最体面去的地方。平复一下心绪，按照之前自己想的，我说：我要去找阿阳。

阿阳是我的专属理发师，他给我设计的发型一直以来都是我的骄傲：干练，优雅，知性。我想，即便我如今落魄潦倒，发型却是自我形象的最好复原。当我说出自己的想法时，站在旁边的朋友瞪大眼睛一副吃惊的神态：你，到现在，还要这么讲究？

我看向她，一时揣摩不定她话音里的褒贬。儿子也接过话题说：妈妈，非要选择阿阳啊？

我望向儿子，不明白他的真实想法。儿子是不是觉得我以这样的身份与形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是一种侮辱和伤害？

我以为我的诉求并不过分，但就在那一瞬，我感到自己已经被簇拥在女监门口声势浩大接我回家的亲友们彻底否定。

这三年七个月的时间里，我习惯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不能有自己的任何主张。我习惯了听话，遵章守矩。而我现在，刚刚踏出监狱门槛几分钟，怎么就能轻而易举从被约束的习惯中跳脱出来。

我呆呆地立在原地，不敢反驳，也没有争取。

最终，我的头发，被我在监狱这样的地方苦心留蓄了半年才有了一点长度的头发，在一个年轻的过于自信的发型师手里，碎屑似的落了一地。

我看不见我的后脑勺，说实话也无暇顾及自己形象的好与不好。所有美好的预想原来只是自己可笑而幼稚的臆想，我没有任何理由要求谁为我做什么。我在他们眼里，在我自己心里，依然是个有罪的人。

我将电话从兜里掏出来，那是儿子为我新买的，他告诉我手机里装了电话卡，可以随时拨打。

我问他：我的那部苹果手机呢？

儿子苦笑：妈妈，三年七个月，手机闲置成老黄历了。

我木然，看着手机发愣，像是刚由原始类猿进化成人，一时不知怎么触屏，怎么开机，怎么接听，怎么拨打。

想来很是可笑，想想这两只灵动的手，写过多少文字，画过多少山水。只三年七个月的时间，不曾摸过不曾用过，指关节生锈了？触感麻木了？脑子迟钝了？

可我的脑子里分明装着三四十个电话号码，那是我的那些受煎受熬的狱友姐妹们对我的期待，对家的牵念，对自由的满怀憧憬。我迫使自己安静下来，找来笔和纸，一一回想，写满整整一页A4纸，有狱友的名字，家人的称谓，最重要的是准确无误的电话号码。

好歹开了机，好歹拨出了第一个电话，我渐渐显现出了正常的思维，与接听者畅通无阻交流，告诉他们狱友的境况，以及所托付的事和想要说的话。

我最后打出的电话至关重要，那是一个十年与家人失联的狱友在我出监前的最后一刻才郑重托付的事。尽管我与她平时形同陌路，尽管自此以后再无交集，可相比坐牢的艰难，我做不到坐视不管。

幸运的是那一串被她记忆了十年之久的电话号码居然打通了，她的表姐听到我说出她的名字，竟然哭得泣不成声。她不住地向我致谢，不断地重复一句话：有了这个账号，她的生活日常终于有了着落，终于能够安安心心服刑了。

打完记忆里所有受托的电话，我像是完成了一件极其重大的事，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一直陪着我的朋友说：你的状态，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我没有回应，但我大概能猜出大家想象中我的样子。那样子应该好不到哪里去，说不定就是一种很窘迫很难看的死相。

我一心想回老屋，在大家眼里，近乎执拗。

我非常想念老屋。被拘禁的最初，老屋成为我精神世界的全部支撑。声誉，事业，尊严，都已一败涂地。唯有老屋，是我记忆里的温暖与慰藉。我总是想，从此一无所有了，我还有老屋，它至少可以为我遮风挡雨，我不会老无所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