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我和凌总一起去给债权人王姐补办借款凭证。这笔钱，当时由我全盘经手。我们出了事，不能如期履约。可想而知王姐这些年怀揣着怎样一种不安的心绪，既怕钱打水漂，又怕当事人不承认。凌总苦笑：哪能呢，虽然我已经成了老赖，但我的的确确不是老赖。

我也相信，凌总不会是那种失去人性的男人，只是因为我们在公司运营中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走了不该走的弯路。但仔细想来，正是那一场劫难使那手打得很臭的烂牌做了没有结果的收尾，又怎么不算是命运厚待？老天爷让我们及时止损，没有让我们在悬崖边上不顾死活继续向前。

王姐见我们来，鼻涕一把泪一把，没完没了数落。我和凌总硬着头皮听，没有权力要求赦免。重新打好借条，又摁了一朵鲜红的手印。王姐戴上老花镜逐字逐句仔细看，目光终于从老花镜的上沿落到凌总脸上：什么时候给钱？

一句话，局面陷入僵局。

公司的财务状况，应收仿佛一座永不复活的死火山，遥遥无期。应付因我们入狱，不得不摁下暂停键。像类似于王姐这样的民间借贷，凌总很有良心地坦然：本金暂缓，利息不计。

当事人还能说什么，只有一个希望，盼他尽快翻盘。债务人和债权人就像是一根藤上的俩蚂蚱，或者说债务人这只蚂蚱蹦跶的好不好，快不快，决定了债权人的资金能否顺利收回。

这已经不是凌总一个人面临的困窘，而是那几年里渐渐形成的一种社会通病。资金链濒临断裂的大小公司，无疑成为民间各种借贷机构的财神，因而也会是他们财富口袋里的蠹虫，在不断为他们注入新米的同时，也嗜咬米的收成。这样反反复复颠来倒去的恶性循环，导致太多公司一夜之间消失，太多法人携款跑路，太多老板锒铛入狱。

因为愧疚，我为王姐争取利益最大化，王姐成为凌总唯一一个本息都要支付的债权人。但她横竖都要一个说法，间或将目标转移到我身上：“我不管，他给不了我，我问你要。”

我能说不管吗？不能。我能说与我无关吗？不能。心里比黄连更苦：这场经济纠纷，因我的回归拉开展现，不知道会蔓延多久。公司垮了，凌总还在，我也还在。凌总被债务绑架，我被道德绑架。

我感到四野荒凉，恰是这越来越尽的秋色。我终于看得明白，当下光景，远不是我初出来时凌总许诺我的那么乐观，凌总无疑又给我画了一张虚妄又虚幻的大饼。而我，不得不配合他，还要随时看火势等火候，等着将饼烤熟拿到手里。

凌总开车送我到楼下，一路畅享摸也摸不到的未来。许是意犹未尽，我下车，他也要下车。我不无沮丧的告诉他：家没了，一无所有了，一无是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