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远航带夏吉祥离开时，与毛桂源亲热握手：“桂源兄，多承照顾，这次人情，宫某记下了，来日把酒言欢，定当厚报！”

毛桂源应酬得更热络：“哪里哪里，一点小事而已，宫科长太客气了，改日酒局相逢，就是一杯酒的意思，到时愚兄就生受了，哈哈哈···”

“呵呵呵···一定一定，到时兄弟先干为敬！”

两人相视大笑，毛桂源将宫远航等人一直送到楼梯口，方才客气作别。

当时，巡捕房归公共租界工部局管辖，治安司法权独立，与伪市政厅没有隶属关系。

按理说毛桂源可以不理宫远舟的解释，但是宫远航不但带来了外国律师，而且找了几个报社记者，显然准备充分，有备而来。

毛桂源审时度势，知道宫远航要力保夏吉祥。

若硬要拘押夏吉祥，不但巡捕房在舆论上陷入被动，而且得罪宫家这个富甲苏杭的实业大亨，对他仕途没有好处，索性卖个人情，开释了夏吉祥。

送走了宫远航，毛桂源回到大办公室，走入里间处长室，沙发上端坐着三人，坐在左侧的是苏沪别动队大队长，特务处少校葛威。

坐在右面的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剑眉星目，非常英武，他就是李戈青，党通社的行动队长，中校军衔。

而坐在当中的中年人气场更足，他大约三十余岁，名叫周伟，乃是军统沪市特区区长。

三人并不是一起来的，李戈青先到，周伟葛威两人与他不期而遇，且都目标一致，都为夏吉祥而来。

毛桂源进屋将帽子摘下，挂在衣架上，向两人摊了下手，苦笑道：

“毛某惭愧，辜负了三位嘱托，张诚安排的人不得力，没能制服此人，耽搁了时间，我再想补救就已经迟了。”

“我们在屋里都听到了，没想到市东帮的花蛇子，在牢里也会失手，十几个人对付一个，居然收拾不了人家，真是一群废物。”李戈青皱着眉头，一脸不悦之色：

“可恨！那宫科长居然为这个小汉奸大费周章，真是蛇鼠一窝，坐实了都是汉奸。”

毛桂源无奈又做了番解释：“宫远航是苏杭世家子弟，近年崛起的航运大亨，他把持着沪市经济署出口业务，与公董局关系很深，实在不能轻易得罪。

况且他有备而来，找了报社记者不说，还请了洋人律师出头，我不得不虚与委蛇，卖他一个人情。”

“唔，毛处长身为华人督查长，处境尴尬，确实为难啊，”周伟接过话头，不紧不慢的说道：

“目前日寇肆虐，形势复杂，毛处长也算见机得当，进退有度，否则张诚就得彻底暴露了，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

“周长官所见极是，”毛桂源比在座二人都大好多岁，态度却非常恭谨：

“丘保义志士不会白白牺牲，只要那夏和元还在租界活动，以后有的是机会铲除他。”

“唉，此人若是个小角色，就不值得兴师动众，顺手扫灭即可，我没阻止毛处长放人，实在是另有隐情。”军统站长周伟望着李戈青一笑，继续说道：

“其实我这次赶过来，并不想取其性命，只是没想到，戈青接连两个行动小组都折在夏吉祥手上，党通社在沪市的人手，算是折得七七八八，没有整合的必要了···戈青，你行事如此鲁莽，难辞其咎啊。”

李戈青连忙站起来认错：“是，是卑职指挥不当，也是组长丘保义贪功冒进，没等两组人汇合，就擅自在日租界采取刺杀行动，虽然干掉了津川父子，却也因为人手不足，被苏吉良各个击破，趁势反杀。”

“苏吉良、夏和元？他到底有几个化名？”毛桂源不由问道：“这个北佬奸猾狡诈，很不简单，不会是日本人专门培训的特工吧？周长官今日刻意来访，还请开诚布公才好。”

特务处少校葛威转头与领导对视一眼，充满探询之意，周伟开口说了一句：

“毛处长是复兴社时候的老人，级别比我还高，绝对是自己人，此事但说无妨。”

“是，不瞒毛处长，”葛威汇报道：“这家伙确实有日本人背景，我们调集特务处各部门，详细核查过，这个夏和元本名夏吉祥，原籍山东，在东北逃荒长大，曾在日侨津川家帮佣多年，说得一口流利日语。

这家日侨的家主津川义筒，很有关东军背景，曾任职南满铁路的高级职员，后来调任到沪市，担任满铁煤炭株式会社的副社长。

而他的长子是关东军经济科的特务，名叫津川义敏，就是他搞了个什么提灯计划。

于是夏吉祥化名苏吉良，成为满铁煤炭公司的买办，又在津川家的引荐下，投托在通字辈大佬季云卿门下，成为他的记名弟子。

期间一众汉奸买办在津川义敏授意下，与江浙的长江帮、苏沪的市东帮等帮会大佬积极联络，同代表关东军的南满铁路会社合作，大肆贩卖烟土，收购棉纱、蚕丝，粮食等物。

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军方加大了烟土销量，长江帮与八股党在沪市增设了好几家烟土行，可前些日子一场爆炸突如其来，炸塌了闸北的烟土总行，参与年终轧账的买办都被活埋了。

于是我让青帮子弟莫小刀趁夜带人救援，从废墟里只扒出夏和元一人，其他的烟土行买办都遭到日本人定点清除，统统死于非命。”

“哦~~我明白了，日本人上演了一把黑吃黑，这是杀人灭口啊，”毛桂源恍然说：“如此说来，当时经手提灯生意的，岂不只剩下夏和元一个？”

“正是这样，毛处长，”葛威补充道：“据说提灯生意获利丰厚，单是输送一趟烟土，就价值几百两黄金，他们在租界洋行的户头上，至少有几千两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