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这个地方做生意没有秘密，任何和赚钱有关的事情都传播得很快，估计到了下半年，这种广告扇就要发得满城都是了。

这就令张忠辉更加尴尬。既是小股东，生意头脑也没人家灵光，这种情形还乱提什么意见？

而除了张忠辉以外，张义明也在默默地关心影楼的收入。

倒不是在意自己家这次能从影楼赚到多少钱，张义明太了解自己的父亲了，自己这个老豆把家里的钱攥得很紧，除非他进棺材，否则家里的钱是不会给自己花一分的，影楼赚钱再多和他关系也不大。

关键是之前和刘明旺的赌约——只要影楼前三个月的营业额超过十万，自己就要帮刘家父子做事。

自从那次说了这句话过后，刘明旺便没再提过，仿佛没有讲过，但张义明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了。

按照影楼现在的热度，三个月营业额破十万是极有可能的……

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要践行承诺，帮着刘家做事？张义明晚上横竖睡不着，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情有些纠结不定。

……

“阿旺，你的事情我已经跟表哥说了，他没有一口答应，但是愿意见见你，给你提供一些意见和帮助。”

“好的，多谢，电话给我，我自己联系就好了。”

从特区回到广州的第三天晚上，郑学同才给刘明旺打了第一个电话。

就在今天下午，同办公室的吴姐被调到招生办工作了，吴姐叫苦不迭，招生办的工作很是辛苦，经常要风里来雨里去，而且工资和业绩直接挂钩。

吴姐并不擅长跑销售，她人生愿望就是坐办公室，舒舒服服地待到领退休金。于是向姚培芳求情，说自己也可以学着操作电脑，用计算机来做广告，但是姚培芳的态度很坚决。

而之所以那样坚决，也和两天前刘明旺和姚培芳通的一起电话有关。

挂断电话以后，吴姐在姚培芳心中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喜欢欺凌年轻同事，爱搞办公室政治的滑头形象。

倒也不是姚培芳容易被蒙蔽，或者刘明旺太会蛊惑人心，最重要的是刘明旺之前从来没和吴姐和郑学同打过交道，也没有利益关联（姚培芳以为的），纯粹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评价此事，所以听上去更公正，没有私心。

“姚姐，我之前在我爸的厂子也见过不少这种情况，其实这是很多国营企业的通病了，人浮于事，甚至老人们还会团结在一起排挤一些技术好、能做事的年轻人。”

“久而久之，企业就像一个长满血吸虫的病人，被完全剥夺了生命力，想救也救不回来。虽然我不太了解姚姐你的明星学校的人事构成整体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猜，学校里像郑学同这样的年轻人不少，而像吴姐这样的老人也不少。”

“国家为什么要搞深化改革，为什么国营和民营同台竞技，前者几乎没有一战之力可言？这其实就是原因。我听我老豆说过，在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国营店里，哪怕给墙上一个洞里抹水泥，都需要三个人：一个托着一盘水泥，一个人抹灰，而另一个则负责用手指指着墙上那个洞。”

“据我观察，姚姐你的宣传办公室，就像是个抹水泥的三人小组，而真正在抹水泥的，只有小郑一个人。如果只是吃干饭也就罢了，就怕出现那种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有意拖后腿的现象发生。”

“听说姚姐你的明星学校已经开到广州了，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说以后还要开到上海、杭州、南京去？这样的话，宣传部就不能只有一个办公室的规模了，而有吴姐这样的人在，像小郑这样的人永远无法发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