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时间就要到了，江洺准备离开，听见夏珏在身后问道:“对了，你父亲家里可养着什么花呢？”

江洺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带着疑惑的表情问夏珏:“干嘛问这个？”

“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昨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盆花。”夏珏说。

“什么花？”江洺追问。

夏珏不知道那花的名字，就将那花的模样述说了一遍。

“文殊兰。”江洺说。

“爸爸家里养的花现在都枯死了，就剩下了那一盆花，那花不喜欢阳光，一直摆放在客厅北窗旁边。我前日还刚刚浇过水的。”江洺若有所思地说。

白天的时候，老人家除了喊叫，就是偶尔陷入昏睡之中。

到了晚上，夏珏听出来老人的嗓音已经变得嘶哑无力，但仍旧没有停歇的意思。

八点钟左右，夏珏将那片白色药片用药瓶子碾碎，溶入水中，再用大号针管通过胃管注入老人胃中。

因为老人始终拒绝进食，无法吞咽，因此，夏珏只好这样来为老人服药。

前几天，夏珏曾经用这种方法将大夫开具的ATP三磷酸腺苷二钠片注入到老人胃中。

但是，到了十点钟的时候，药效似乎还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夏珏犹豫了一下，还是很快拨通了江洺的电话。

电话里江洺的声音略带疲倦:“好的，知道啦，待会儿给你回电话。”

过了几分钟，江洺回电话说:“刚问过医生了，说那药不能多吃，怕引起呼吸衰竭。”

夏珏问:“那怎么办？”

江洺说:“再等等看吧。”

在后半夜的时候，病人终于安静下来，疲惫不堪的夏珏终于也可以安安稳稳的睡个好觉了。

第二天一大早，江洺来到病房的时候，发觉父亲的情形有点不对劲，老人家双眼上翻，呼吸虚弱，这是不好的征兆。

主治大夫王一迪和一名护士闻讯迅速赶来，护士给病人测量了心跳，血压和血氧饱和度等项指标，发现血压严重下降，意识模糊，病人已处于病危状态。

王一迪很是无奈，轻声对江洺说:“还是通知一下家里人，准备后事吧。”

病人一直无法进食，对此，王一迪没有更好的办法，医院同科室的另一位医生对于病人的情况也有所了解，曾经这样对江洺说:“老人家这算是多活了一个月，可也多受了不少罪啊。”

不管怎样，对于江洺来说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了。

江洺的妻子赶来医院，握住老人骨瘦如柴的手臂，连声啜泣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为什么要这样？”

毕竟江洺一家人与老人家相处的时日颇多，是积累了感情的。

弥留之际的老人家有两行清泪顺着枯瘦的脸颊流淌下来。

老人在外地的其他子女连日也相继赶到医院，大家商议了一下，连夜将老人家接回了家中。

第二日，老人家在家中安然离世，夏珏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是江洺打来的电话。

到后来，夏珏还知道了一件事，也是后来跟江洺再次见面时，江洺告诉他的。

他问夏珏:“你还记得那株文殊兰吗？”

“记得。”夏珏说，夏珏当然记得那株花，那就是夏珏曾经梦到的那株花。

“怎么啦？”夏珏问。

“我跟你说，就在那天我父亲咽气的当口儿，我看见了那株花有一束叶子慢慢折了下来，就像是电影里的慢镜头一样，慢慢地折了下来，那一束叶子又大又绿，并没有枯萎，却眼见的就折了下来。”江洺一边比划着一边不停地说。

听到这儿，夏珏好奇地问：“知道这花的来历吗？”

“是爸爸的一位故友送的？”江洺说。

“故友？”夏珏又问。

“是啊。有一天他特意跑来给爸爸搬来了这盆花，几天后就去世了。”江洺说。

“去世了？那是怎么回事？是得病了吗？”夏珏连连追问。

“也算是吧，不过也是一个意外吧。”江洺说。

“意外？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夏珏愈加好奇了。

“听说是有一天晚上在朋友家喝多了酒，在回家的路上心脏病发作就死了。”江洺回忆道。

“喔，有心脏病啊，那干嘛还要喝这么多酒呢？”夏珏惋惜地说。

“谁说不是呢，其实那人年纪并不是很大，还不到四十岁呢。”江洺的语气也是充满了怜悯之意。

“这人是怎么样个人啊？”夏珏又忍不住好奇地问。

“啊，他叫林家森，生前在捷德集团旗下的一家化工厂工作，听说是那家工厂实验室的实验员。”江洺说着，并记述了一段关于林家森的往事。

原来在江洺还很小的时候，大约也就是八九岁的样子，就和林家森相熟，那时候林家森还很年轻，没有结婚，起初是在市五金公司工作，住在单位宿舍，和江洺家是近邻。

那时候，林家森领着小小的江洺可没少干出格的事儿。

江洺的母亲当时还是西河市兴盛区广播局的播音员，江洺一家人住在广播局家属院内，与家属院一墙之隔就是广播局，局里有一间会议室，平时门锁经常锁着，只是偶尔开会时才打开。会议室里有一台黑白电视机，看上去布满了灰尘，很老旧的样子。

不过，在那个年代，即使这样的电视机也是很少见的了。

有一次，林家森拉着江洺说去看世界杯，幼小的江洺那时还是头一次听说世界杯，搞不懂什么是世界杯，心里一直纳闷:“世界杯是什么杯？”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正好是星期天，晌午的阳光如同火一样烧烤在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