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中国文联及其各个协会建制逐步有序地恢复了。

只不过，旧的文联大楼已经划归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使用，所以文联只得重新选址。

但是一直没选到合适的地址，所以就在沙滩北街2号，也就是《红旗》杂志社的大院里，搭起了几排木板房，算是临时的办公用房。

在第四次文代会后，文联和作协联合呈送了兴建文联大楼的报告并得到了批复，直到1986年，中国文联大楼终于在东三环边上的农展馆南里10号落成了。

直到2000年左右，文联和作协终于分开，各自拥有了独立的办公地点。

此时，其中一间木板房间，有几位文联和作协的大佬，正在开一个临时小会。

他们面前的桌上，放着一大摞稿纸，搁在最上面的赫然是黄文彬的《胜天半子》。

“稿子你们都看了，什么意见？”身为文联主席的周运宜抽完了手上的烟，缓缓开口问道。

其他几人面色各异，并没有急着开口说话。

“这些小说，都是近两年出现的颇有争议的作品。”

周运宜只得接着说道：“有些是思想上略有偏差，有的是描写上过于激烈，还有些是……比如这個黄文彬。”

他的手指点了点最上面的《胜天半子》，“听说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写出来的小说已经相当成熟了，而且非常的……不符合当下的主流，既不伤痕，也不反思，却有一种奇怪的超然态度，而且胆子很大！”

“确实很有些开创精神，视角也是独具一格。”

说话的人却是《文艺报》的前任主编张未然，“这些小说里，就这个小伙子的小说写得带劲，我很喜欢。而且反腐问题也不是他一个人提出来的。柳冰雁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也提到了腐败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今天讨论的主题。”周远宜皱了皱眉头，敲桌子道：“现在主要讨论现在文艺界的创作风气，虽然文代会上已经确立了今后文艺界的方针，但是大多数的老百姓还有创作者，仍旧不知道这个度在哪儿。究开放到什么程度才叫开放？”

“我觉得开放，也要在一定的限度内，否则就不叫开放，叫放纵。”说话的人是李清权，《燕京文学》的主编。

文联秘书之一的甘武栋则是眉毛一抬，语气陡然大了起来：“艺术创作本来就不应该有什么界限，之前限制够大了吧，创作了什么传世之作了吗？”

“你这是抬杠！”李清权不满地回怼道：“这能一样吗！任何事情都不能矫枉过正，不然很容易直接崩盘！”

甘武栋回怼道：“怎么不一样！矫枉不过正，那还叫什么矫枉！”

“好了！”周运宜再次敲了桌子，只感觉头疼不已，文联这个家实在不好当，“别跑题了，说说这个黄文彬的小说吧。”

为了防止这些人再抬杠，他直接点名了：“李计，你是人民文学的主要负责人，你先说。”

李计又抽了一支烟，黄文彬的作品终审都是由他来通过的，他当然很清楚这些作品中蕴含的能量。

最早是1978年的3月份，《人民文学》的编辑收到了一份投稿，是一个江西的小伙子寄来的，里面是十二篇短篇小说，字数在一千字到一万字不等。

第一篇叫《彩礼》，讲了某省因为彩礼过高，最终害死了一个有为青年的故事，总共三千来字，看得让人毛骨悚然。

第二篇叫《卖拐》，讲的是东北的一个老骗子带着媳妇，把一副拐杖卖给了腿脚健全的厨师的故事。这篇终审被李计给否了，因为他觉得有矮化东北人之嫌，而且还对厨师和残疾人有些歧视，容易造成不良影响。

第三篇叫《鸭脖》，讲得某个时期，为了给学生吃点荦腥，学校的老师联合家长凑了点钱给学校，让学校每月给学生开两次荦。有一次，某个学生在吃鸭脖的时候，发现竟然吃到了臭老鼠，于是找食堂理论。结果无论是食堂、学校领导，还是新闻记者，都坚持是鸭脖。学生最后也只能承认是鸭脖。

第四篇叫……

当时，整个《人民文学》编辑部都被这个叫黄文彬的年轻人给震撼住了，不但想象力丰富，而且视角清奇又不脱离现实，还带着点黑色幽默。

李计其实对这十二篇稿子爱得要死，但还是忍痛毙掉了其中七篇，挑出了五篇，依次发表在了三期《人民文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