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年，她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来了。

一个有点背景的远房亲戚在岛城开工厂，把谢生媛介绍进了当地一家台资企业。

谢生媛很珍惜这份工作，厂里150名员工，120名是本地人，她是少数外地人之一。

下工后，其他人收拾干净自己的座位，呼啦啦全走了，她一个人没事干，每天晚半小时回家，打扫走廊过道、关窗户。

领导觉得她吃苦耐劳，提拔她为小组长，让她学习操作机器。

慢慢地，她的工资也涨了起来。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说，善是本分”，谢生媛解释道，“大环境我们改不了，小环境给你改变的时候，你要急急地抓住机会，要努力啊，不要抱怨。如果我不善良，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劳动，别人看到我就讨厌了，谁会伸手呢？”

谢生媛咬着牙从农村里走出来，但她始终被打上“来自农村”的标签，最受影响的是婚姻。

到了岛城后，她借住在亲戚帮忙找的一户人家里，主人家热情地帮她找对象，可介绍的全是“歪瓜裂枣”，或者是单亲家庭的，或者是缺胳膊少腿的，甚至还有离婚鳏居的。

找了一年多，没戏。

主人家对她说：“小谢啊，我实在没办法了，你年龄太大了。”

谢生媛不理解，心想：“我才二十一岁，算年龄大？不就是因为我的农村户口么？”

婚嫁之事就这么耽搁了下来。

二十三岁时，谢生媛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延安老家看望父母，村里人对她指指点点——一个小姑娘家在外面挣的钱，居然比乡下人多得多，肯定是站街的。

这些话传到谢生媛耳朵里，索性不再常回家，即便是回来了也很少出门。

直到二十六岁那年，身边所有的姐妹都结婚生子了，奶奶也问她：“生媛啊，怎么还不结婚呢？”

谢生媛心想：算了吧，不管是谁，只要是个男的。

就这样她嫁给了一个来岛城工作的台湾人。

那时候有两个台湾人在追求谢生媛，一个家世好，自己开工厂。

另一个比她大十二岁，家境一般，在工厂打工。

第一个男人对她好，她害怕配不上人家，主动退出了。

第二个和她条件差不多，年纪又大，她想：这人应该会对她好。

刚认识时，这个台湾人礼貌客气，还有点文质彬彬的样子。

结婚后，脾气一点点冒了出来，在谢生媛怀孕期间就开始沾花惹草。

谢生媛儿子两岁时，丈夫用他们两口子赚来的钱在岛城的城阳区开了一间鞋厂，自己当老板，女人缘更好了。

过了三年，谢生媛去台湾生了二胎。

两年后她带着女儿回岛城时，发现丈夫身边一直跟着另一个女人，已经怀孕了。

丈夫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