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软无为，即软弱无能且无所作为的官员有三人，被冠带闲住。

科道拾遗，即在科举考试中成绩不佳的官员有二十四人，需要重新考核。

这次考察，是对京官队伍的一次大清洗。崇祯帝希望通过这次考察，能够清除那些不称职的官员，选拔出真正有能力、有德行的官员来担任朝廷的重要职务。

考察结束后，朝堂上的气氛依然紧张。许多官员的命运在这一天发生了改变，有的官员因为被降职或革职而面露忧色，有的则因为安然无恙而松了一口气。而那些被冠带闲住或致仕的官员，心中则是五味杂陈，既有对自己过去行为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

崇祯帝在御座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他的心中既有对清除不正之风的坚定，也有对朝廷未来的期待。他知道，这次考察只是改革的开始，要想真正振兴大明朝，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随着考察结果的公布，京城内外的百姓们也对这次活动议论纷纷。许多人对崇祯帝的决策表示赞赏，认为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有助于净化官场，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而那些被处理的官员的家属，则在私下里唉声叹气，为家人的未来感到担忧。

崇祯二年，三月十八日。兵科给事中宋鸣梧在朝会上上疏，详细陈述了当时军饷问题的严重性。他的奏疏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大明朝军饷问题背后的深层矛盾，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们的高度重视。

宋鸣梧指出，遵化台军营的兵士们，南兵每月的军饷为一两五钱，而北军每月仅能得到一石米，折合银一两。新设立的营兵虽然也能得到一两五钱的折色银，但本色米只有五斗。有马的家丁每月能得到二两三钱五分，而无马的家丁则只有一两一钱。这种军饷分配的不公，使得北军士兵感到极大的不满。

更糟糕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欠饷问题日益严重。士兵们长时间领不到应有的军饷，生活陷入困境，甚至绝望。这种绝望的情绪在军中蔓延，最终导致了士兵们的集体行动。他们开始离开营地，四处寻求军饷，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手段。

二月初三日和初八日，遵化西门外聚集了大量东游兵和榆木岭、白羊峪的援兵。他们在遵化西门外伐木立寨，竖起了蟒旗，旗帜上大书“赤心报国，饥军设粮”八个大字，表达了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对军饷的渴望。当地民众看到这一幕，情绪激动，与士兵发生了冲突。士兵们愤怒不已，要求得到应有的军饷，并希望得到潘中军的回应。

到了三月二十二日，经过一番努力，地方官员终于抚定了哗变的士兵。然而，这场哗变并非孤立事件，它反映了当时大明朝军队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次日，巡抚顺天右都御史王应豸因牟饷激变被逮捕，最终被判处死刑。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朝廷，也引起了崇祯帝的深思。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面对着宋鸣梧的奏疏，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焦虑。他深知，军饷问题不仅关系到士兵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边疆的安全。他下令严查各地军饷发放情况，惩处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下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足额发放军饷，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

同时，崇祯帝也意识到，仅仅依靠严惩和命令是不够的。他需要从根本上改革军饷制度，确保军饷的公平合理分配。他召集了朝中的重臣，讨论如何改进军饷制度，如何更好地保障士兵的利益。

崇祯二年，三月间。大明朝的西北边陲风云突变。朝廷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总督，负责三边的军事和政务。杨鹤，字修龄，出身于湖南常德的武陵，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官员。他曾因得罪权势滔天的魏忠贤而被免职，但在崇祯帝即位后，得以复官，并被提拔为左副都御史。

杨鹤的任命，正值关中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朝廷急需一位有能力、有经验的官员来稳定局势。杨鹤因其在朝中的声望和过往的政绩，被选为这一重要职位。他被拜为兵部尚书，总督讨伐农民军，肩负起了平定叛乱、恢复地方秩序的重任。

在杨鹤到任之前，商洛道参政刘应遇已经先发制人，击斩了起义军领袖王二于白水，并追击至汉南，斩杀了另一位起义军领袖王大梁。督粮道参议洪承畴也已成功击破了王左桂，使得起义军遭受了重大打击，许多义军成员被诛灭。

然而，尽管前任官员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农民起义的火种并未被彻底扑灭。起义军在经历了初期的挫败后，反而变得更加激进和顽强。杨鹤到任后，面临的是一个日益复杂的局势和不断增长的起义军力量。

杨鹤到任后，迅速投入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工作。他督军不利，面对起义军的灵活机动和民众的支持，官军的行动屡屡受挫。起义军不仅在军事上给官军造成了压力，更在心理和政治上对朝廷构成了挑战。

起义军的日益增多，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激化。连年的灾荒、沉重的赋税和官吏的腐败，使得民众生活困苦，怨声载道。起义军的口号和行动，触动了民众的共鸣，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起义的行列中。

面对这一局面，杨鹤深知单靠武力镇压是不够的。他开始尝试采取更为灵活和人性化的策略，希望通过改善民生、减轻赋税和严惩腐败来赢得民心，从根本上削弱起义军的力量。

他下令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和考核，严惩贪污腐败，确保政策的落实。同时，他还推动地方官员与民众进行沟通和协商，解决民众的实际困难，缓和社会矛盾。

然而，尽管杨鹤做出了诸多努力，但局势依然严峻。起义军的规模不断扩大，行动越来越大胆。杨鹤的军队在多次交战中屡屡受挫，士气低落。他意识到，要想彻底平息这场起义，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更需要政治和社会上的全面改革。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和朝臣们密切关注着三边的局势。他们对杨鹤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尽快稳定局势，恢复地方秩序。然而，随着起义军的不断壮大，朝廷的忧虑也在增加。

崇祯帝在朝会上多次询问杨鹤的进展，并对他表示了支持和信任。他深知，这场起义不仅仅是军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他下令各地官员加强配合，确保杨鹤能够得到充足的支持和资源。

崇祯二年，四月初九日，陕西的夜空被战云笼罩。义军领袖王佐桂率领着起义军，向耀州（今陕西耀县）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耀州城下，火光冲天，杀声震耳欲聋，起义军的攻势如同汹涌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

与此同时，洪承畴作为督粮道参议，迅速做出反应。他集结了官兵和乡勇共万余人，分成十二营，形成了强大的防线和攻势。洪承畴的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是大明朝在陕西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云阳（陕西泾阳），洪承畴的军队将王佐桂的部队围得水泄不通。云阳城内，王佐桂的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面对官兵的重重包围，形势岌岌可危。洪承畴的军队在城外安营扎寨，准备一举歼灭起义军。

然而，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天色突变，夜幕中突然雷声轰鸣，暴雨如注。雷雨交加的夜晚，为王佐桂提供了一个突围的良机。起义军趁着夜色和雷雨的掩护，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

农民军在王佐桂的指挥下，勇猛地冲向官兵的包围圈。雷雨声掩盖了他们的行动声，闪电的光芒为他们照亮了前进的道路。官兵们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措手不及，起义军趁机突破了重围。

突围成功后，王佐桂不敢有丝毫停留，他率领着残部急速撤离。他们穿越了淳化，进入了神道岭。神道岭地势险要，是逃亡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农民军可以暂时避开官兵的追击，获得喘息和重整旗鼓的机会。

而对于洪承畴来说，这次围剿的失败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反思中意识到，要想彻底平息起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深入理解民心，解决引发起义的根本问题。

崇祯帝在紫禁城中得知了这次战斗的结果，他的心中充满了忧虑。他知道，陕西的起义军已经成为了大明朝的一大隐患，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局势，恢复国家的安定。

崇祯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朝堂上的气氛异常沉重。这一天，马懋才上奏，将他家乡延安府的惨状呈现在崇祯帝和群臣面前，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击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马懋才奏称，去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开始争抢山间的蓬草为食。当蓬草也被采集殆尽，饥民们只得剥树皮为食。随着树皮也被剥光，他们甚至开始掘取山中的石块来充饥。这些石块性冷味腥，虽能暂时充饥，但不久便会使人腹胀下坠，最终导致死亡。

饥荒之下，一些百姓选择了相聚成为“盗”，他们宁愿选择反抗而死，也不愿坐以待毙。更有甚者，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些食人者不久后也会因为燥热而面目赤肿，最终死去。死亡的人数众多，尸体遍布，臭气薰天，安塞县城外不得不掘坑以埋葬数以百计的死者，但仍有许多尸体无法及时掩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元年起，由于天启年间就已经存在的财政困难，加之辽东军事开支的庞大，导致了关内各部兵饷的拖欠问题。这些财政上的隐患在崇祯帝继位后不久便爆发出来，引发了多起兵变。士兵们因为拖欠的饷银无法养家糊口，生活陷入困境，这种情况不仅影响了士兵本人，也牵连到了他们的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士兵们的不满情绪逐渐积累，最终导致了兵变的爆发。

兵变与民变相互交织，使得对大明的危害进一步扩大。由于士兵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稳定的重要力量，兵变的发生直接影响到了国家的军事防御能力。同时，民变的发生则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和对朝廷政策的不满，这两者的结合无疑加剧了明朝末年的社会动荡。

在处理这些兵变时，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查各地军饷发放情况，惩处贪污腐败的官员，并下令各地官员必须按时足额发放军饷，以确保士兵们的基本生活。这些措施体现了崇祯帝对于稳定军心、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然而，由于明朝各种矛盾的累积，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及时奏效，平息民变和兵变，仍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此外，朝廷的财政危机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从重农抑商的策略到海禁政策的实施，再到白银流入的减少，诸多因素共同导致了明朝财政的困境。这些财政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朝廷对军队的控制力度，也削弱了朝廷对社会动荡的应对能力。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五年复辽“计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空言恢复“，而是有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天文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逐步完善新的历法。

崇祯帝的这一决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位君主的远见和开明。他没有因为一次预测失误而简单地归咎于台官，而是选择了改革和进步，推动了明朝天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