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城里在单位或国企上班的父母们，一般手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国库券，国库券来源无非两种一种是购买的，另一种则是工资抵数的。

我的父母也不例外，他们手头有一些国库券，可是都锁在木箱子里，用手帕包裹起来，常年未翻动，所以，我也很少见到国库券。

虽然，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只觉得他们不像那些走街串巷的货郎，或者“补锅、补桶、修雨伞”“磨剪刀、磨菜刀咧”那些喊得四野尽知的手工活者那样光明磊落。这类人的行为好像见不得人。

那时周围并没有现在这个时代那样法律知识到社区，而且，人们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不会先鉴别这些人的行为是不是合法的。胡同巷大家串门是常态，大伙有进有出，外来的陌生人很容易受到关注。不多时，邻里们放下手中搓衣板上的衣服，放下正准备户外晾晒的被褥，或者停下手中的木工活。那类鬼鬼祟祟的人就被街坊们围上看热闹了，那些收国库券的人居然被簇拥成为中心。

这时，这类人超级强大的套近乎能力就显现出来了，经过大伙的快问快答，他们在我们这游刃有余地回答，并且，滴水不漏。不少人持有观望的态度，也有人折返回家中，翻箱倒柜一通。

就有一些邻居拿出来国库券，与他们现场当面一手交钱一手交券了。邻里们并不关心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兑换的目的。这样汇兑比到银行方便得多，而且不用等到券到期。这样私下兑换很是快捷，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平价交易，溢价交易的很少，如果兑换大多确实是亏了的；但是，人们贪图的只是变现而已，利息不利息的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1941年出生，是恢复高考前六十年代里走出的大学生，他的数学很好，经过与母亲快速的商议，决定还是留下国库券。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投机行为，在那个时代虽然已不像阶级斗争的时代那样尖锐和危险，但是在当时也不是什么光彩之事。

顺便可提的是，八十年代里流通的是第二套人民币壹分、贰分、五分和第三套人民币。第三套最大面额只有十元，有七种面值的票子，它们伴随着七0后一路走来，流通的时间很长，直到1992年左右才逐渐销声匿迹。

我对这两套流通货币里的黄票面“汽车运输”壹分、蓝票面“飞机”贰分、绿色“轮船”伍分、枣红票面“干部参加劳动”壹角，淡墨绿色“武汉长江大桥”贰角非常熟悉，小学一年级，我平时的零花钱最多只有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