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懂，也就是说，这“事儿”从本质上，还是应在了我杀艾伦这件因果上。

艾伦不该死，还是说，艾伦不该死在我手上？

按照这个逻辑，我就不应该为得得报仇吗？

那不可能。

我笃定的看着她，“再报应我一万次，我也必须亲手杀了艾伦，这件事没有商量。”

她问：“为什么呢？”

我走过去，俯视着仰躺着变成青白色的艾伦的脸，抬手摸了摸那把水果刀的刀柄，沉声说：“这把刀是得得留给我的最后的东西，他让我把它插进艾伦的心脏里，我就必须做！”

其实严格说起来，得得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说。

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这话说起来，可有点太长了。

我有对不着调的父母，大概就是那种街边染着黄毛抖着脚，走五里路众筹才能吃得起一碗麻辣烫的精神小伙和精神小妹，于某次一时兴起的碰撞下，毫无准备与期冀的创造出了一个多余而意外的我。

那俩人自己都养不活，自然没人会想要对我的人生负责。

于是我被丢回乡下老家，交给老一辈精神老伙扶养。

爷爷除了喝酒打人之外，还有个偷鸡摸狗的优点，总能时不时带回一些散钱，至少饿不死家里几张嘴。

所以邻村的一个哑巴寡妇，带着个说不上是儿子还是孙子的小男孩，为了这仨瓜俩枣的一口吃食，加入了爷爷的家庭。

这小男孩没上户口，也没有正式的姓名，我叫郑获，爷爷说：那他叫郑得算逑了。

小孩子对生存资源的占有是敏感而本能的，仨瓜俩枣，加一起也就是五，他多吃一口，我必然就少吃一口，何况那还是个来路不明寄生虫似的一个野种。

所以在大人看不见的地方，我总是打他，由着心性欺负他。

可他就像是缺心眼似的，还是“哥哥、哥哥”的叫个不停，扯着我的衣服，跟屁虫一样，低眉顺眼的随着我山上水里的疯跑。

我看那柴火杆野鸡爪子似的胳膊手，总是从心里感到厌烦，所以在他七八岁的某一天，我拎着一壶烧沸的水，浇在了他总是拽着我衣服的那条膀子上。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鲜血淋漓的惨烈。

他整夜整夜的高烧，全身几乎像是要冒起白色蒸汽。

那个哑巴只会在一旁捂着脸嚎哭。

爷爷正巧喝醉了，先把这娘俩拖下地，狠狠揍了一顿解闷儿，第二天酒醒了，才用井水化了石灰块，澄清后混了菜籽油，把得得那条膀子腌了起来，油亮肿大。

得得终归是命大，但手臂上留下了永久的凹凸不平的疤痕。

“哥哥，哥哥。”伤好之后，他仍然这样叫我，用狰狞的一条胳膊，拽着我的衣角。

作为补偿，我把上树掏的鸟蛋，烤熟后分了一颗给他。

后来我去县上读初中，饭票不够填饱肚子，总是他偷背了家里的红薯土豆，烤成黑黢黢的一包，在无人看顾的夜里独自翻过一座山，在清晨的微曦中，隔着校门铁栅栏，用满是伤疤的手，递给我。

“哥哥。”

他这样叫我。

我忽然明白，他不是不恨我，他只是别无选择。我们这样的孩子，野草籽似的，随风一撒荒蛮生长，除了彼此，在这个世界上，还拥有别的什么吗？没有了，有一个偶尔伤害自己的亲人，总好过无依无靠孤魂野鬼似的，独存在这严酷的人世间啊。

想通了的这一刻起，我把他当成了真正的亲人，我的弟弟，得得。

得得越长大，越显出机灵。

小学连蹦带跳升了几级，三年读完了六年的课程，被校长当个新鲜事报了上去。

所以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大一。

他上了大学，性子愈发活泼，人缘也好，打工的路子比我多。赚了钱，就会坐上公交车，横穿整座城市，来我学校附近，请我吃饭改善伙食。

贫瘠的营养让他个子矮小，即使快成年了，也只有一米六五左右，细胳膊细腿的，一双大眼睛乌溜溜转，冲我笑着说：“哥哥。”

“怎么了？”我一边往嘴里塞肉，一边看他掏出一张纸来，放在桌上，想给我看。

桌上都是盘子，我没看，让他收起来，有话直接说。

“学校有个社团，在招人，我想试试。”

“试呗。”

他笑了笑，“训练时间长，可能会占用一份打工的时间，我没想好，但那个社团好像挺有意思的，他们说，我锻炼锻炼，兴许还能长个儿。”

我给逗笑了，隔着桌子伸手揉了一把他的脑袋，笑道：“想去就去，打工少一份怕什么，我最近找到一个家教的工作，时间少钱还多，你需要钱了和我说，我补给你不就行了，再说，我毕业也比你早，赚钱肯定比你先，你别想那么多生活的负担，好好学习，该玩就玩，嗯？”

我吃了一口肉，忽然有点好奇什么社团还管长个儿。

他两手拄腮，笑着说：“攀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