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自政和年间以来，朝政更加腐败不堪。
由于宋廷自建立以来，极端崇文抑武，文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非常高，整个社会上对文人非常崇拜，尤其是一些诗、书、画、歌、词、赋方面的明星领军人物，更是拥有无限的风光。因此宋时形成了中国文化的顶峰。其中，当代名扬天下的柳永就成了宋帝赵佶终生仰望的对象。
柳永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因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省武夷山市）人。
柳永出身儒学世家，立志于功名用世。年少时即跟随父亲柳宜在汴京生活。柳永才华横溢，年少轻狂，意气风发，才情俱佳，受到乐工歌伎的推崇，他自制曲调《合欢带》：
“身材儿、早是妖娆。算风措、实难描。一个肌肤浑似玉，更都来、占了千娇。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自相逢，便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
桃花零落，溪水潺湲，重寻仙径非遥。莫道千金酬一笑，便明珠、万斛须邀。檀郎幸有，凌云词赋，掷果风标。况当年，便好相携，凤楼深处吹箫”。
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个浪荡公子，于是咸平六年，柳永就来到了非常清高的大文人孙何这里拜访，求得他的认可和推荐。
大文人孙何当时为杭州知府，门禁甚严，一般人根本到不了他的府上。19岁的柳永前往拜谒，作词《望海潮·东南形胜》：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此词一出，立即广为传诵，柳永也因此名噪一时。当时大臣范镇就高度评价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苑十余载，不能出一语歌咏，乃于耆卿词见之。”这一评价，更是令许多文人骚客感觉汗颜。
柳永于是在24岁时，信心满满地去汴京参加科举考试，但是天妒英才，柳永却落榜了。受到打击的他就写了一首发泄牢骚的作品《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落榜之后，柳永开始游历四方，排解胸中惆怅，更是写出来震惊官宦士人的“羁旅行役”杰作《雨霖铃·寒蝉凄切》：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摧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此词一出，在天下不如意的士人中引起巨大轰动，把柳永的诗词地位推向顶峰。
柳永的词大量描写与歌妓的恋情，明白如话，回转曲折，感情真挚，气氛浓烈，脍炙人口，雅俗并陈，深受民间喜爱，传播十分广泛。
天下无论是宋、金、元、夏人教坊中的乐工每次得到新的曲调，必求柳永填词，然后歌才能流行于世。大文豪叶梦得在丹徒任官时，曾见一位从西夏归朝的官员说：“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甚至大文豪苏轼在翰林院任职时，都很在意自己与柳永的高低。据说苏轼有个幕士很会唱歌，苏东坡问他：“我的词和柳永词相比怎么样？”幕士答道：“柳郎中（柳永）词，只合十七八岁的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苏轼）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即便这样不分仲伯，苏轼还是很满意的。
三年之后，柳永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又落榜了。愤懑的他面对茫茫苍天，写下了着名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栏杆处，正恁凝愁！
大文豪苏轼就评价这首词说：“皆言柳耆卿俗，然如‘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高处，不过如此。”
又过了许多年，35岁的柳永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他的名望实在是太大了，引起了天下文人和以文人为荣的宋朝廷皇帝的严重嫉妒与不满。等到进士放榜时，宋仁宗就说：“此人风前月下，‘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遂刻意划去柳永之名，他再次落榜了。于是，柳永就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直到51岁时，柳永才考中举人。庆历三年，柳永调任泗州（今江苏淮安盱眙境内）判官。当时柳永已为地方官三任九年，且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但由于文臣嫉妒，竟未成行，柳永“久困选调”，遂有“游宦成羁旅”之叹。同年秋，为了讨好朝廷，柳永献词《醉蓬莱·渐亭皋叶下》，因有“太液波翻”等语，导致一些文人以“不合圣意”为由，继续对他进行打压排斥。
柳永前去找政府宰执申辩。宰相晏殊说：“贤俊作曲子么？”柳永说：“我就像相公你那样作曲子。”晏殊说：“我虽作曲子，但没有写过‘针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啊。”
这些达官权贵，“白天满口道德文章，黑夜完全禽兽做法”。
柳永看到对牛弹琴，也不再说什么，就退出去了。
柳永仕途失意，一生蹉跎困顿，自称“白衣卿相”，成为名扬天下的“风流才子”。宋廷少了个卑鄙猥琐的官员，多了一个千古流传的风流才子。坊间歌妓的口中就流传“不愿君王叫，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
《方舆胜览》中记载：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群妓合资葬于南门外。每春日上冢，谓之“吊柳七”，也叫“上风流冢”。
名满天下，誉满天下。柳永的一生，烟花陌巷、寻常百姓、秦楼楚馆、富商大贾、朝堂卿相争相崇拜。
宋帝赵佶也受到这种社会风气的熏陶，对当皇帝一点儿也不感兴趣，非常向往柳永那种潇洒自如的文人骚客生活。
这一切，早被善于察言观色的蔡京等朝臣看在眼里。在他们的帮忙之下，宋帝赵佶经常穿着便装，乘坐小轿子溜出皇宫，仅仅由少数几个宦官太监跟随着他逛遍各处烟花柳巷。
荒淫无道的皇帝赵佶为了游玩方便，专门设置了一个行幸局，主要负责皇帝的出行游玩事项。行幸局官员们非常专业，对皇上的行踪守口如瓶。如果有大臣要觐见，他们白天就说皇帝出行有正事安排；如果第二天还没有回来，就传旨说皇帝有疮痍，不能坐朝。
最开始时，大家只是风闻，并没有证据，因而并不知道真实情况。直到蔡京有一封公开谢表中有“轻车小辇，七赐临幸”的话语，大家才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传播到了全国，但是大臣都阿谀逢迎，没有人敢说话劝阻。
正直忠诚的秘书省正字曹辅上疏进行劝谏，结果皇帝把劝谏的奏章拿出来让大臣看，并让他来都堂审问。大臣余深责备曹辅说：“曹辅小小官员，怎么敢议论大事！”
曹辅说：“你们大官不说，那只能由我们这些小官说了。”
王黼故意问张邦昌、王安中说：“有没有皇帝身着便装出行的事情？”大家都说不知道。
曹辅说：“这件事虽里巷小民无人不知，你们这些宰相当国，独独不知道吗？这你们都不知道，要你们当什么宰相！”王黼大怒，就威胁他说：“你说皇上到处游玩，你敢写下证词吗？”曹辅拿起毛笔说：“区区之心，一无所求，爱君而已。”
退朝之后，曹辅就待罪于家。王黼启奏皇上说：“如果不严肃处理造谣是非的曹辅，这些谣言就不会停歇。”于是朝廷下诏把曹辅编管郴州。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与宋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宋人眼里的蛮夷之族竟然如此热爱儒家学说。辽国皇帝雅里就非常喜欢《贞观政要》，经常命令侍从读给他听。他还下命令要官员薄征于民，说：“民有即我有，否则民何以堪！”这与大宋的腐化堕落形成了鲜明对比。
宣和二年（1120年）二月，花石纲搜刮更加厉害了。这其中以朱勔更是过分。
朱勔本来居住在苏州市的孙老桥，有一天他忽然说有皇帝诏书，凡是孙老桥东西四周的房屋都划拨给自己了。这些房屋总共约有几百家，而且限于五日内必须全部搬离。慑于朱勔的权势，郡吏逼迫驱赶民众连夜搬离，民众撕心裂肺，哭天喊地，但是没有官员在乎这些。
由于皇上赵佶崇信道教，朱勔就建了一座神霄殿，里面供奉着青华帝君像。这些监司、都邑官吏去拜见朱勔之前，都要先祭拜它，然后再拜访朱勔。
甚至贵为皇帝公主的赵霖都要巴结朱勔。赵霖为了讨好朱勔，在河道的最繁忙最繁华地段，建造了三十六个浦闸，收取各种费用。当时天气大寒，修筑浦闸劳役的死者铺满道路，江苏、安徽等地百姓苦不堪言。徽州知府卢宗原干脆把官府的钱全部给了朱勔他们去搜集花石纲。朱勔借机强取豪夺，自己家的园池好比皇宫的园林，服饰器用甚至比皇上的还要豪华。有了巨大的财富，就需要有人来保护。于是他找借口说需要拉纤拉船，募集几千名士兵，用来保卫自己。朝廷下面的乡州官寮，看到朱勔如此权势，一个个都颐指目摄，察言观色奔走听命，天下大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