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不说蔡昌宗项挂金锁，正合宝钗，早年丧父，又正合黛玉，就连他的表兄同学（第二十二出“研席之交”贾远）都姓贾，正是贾宝玉的灵感源。第二十二出出末诗还有：“春山生宝玉”，正是《红楼梦》“放春山”和“贾宝玉”的由来。
《金锁记》中，窦娥名唤端云，母亲早亡，正合十二钗中的史湘云，她最后与宝玉成为“白首双星”，恐怕灵感即来自于此。窦娥年纪轻轻便被送入蔡府作媳妇，正合黛玉被贾府收养之情节。
而蔡昌宗与龙女有未了姻缘，正合宝玉与黛玉之姻缘，虽然只有十九天。第八出《惊溺》丑角说蔡昌宗“癞头鼋”吃了，正合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警芳心”第12段宝玉之语：“若有心欺负你，明儿我掉在池子里，教个癞头鼋吞了去，变个大忘八??”。于是，《金锁记》第九出《奇合》便有：“半是凡胎半是仙，阴阳变化自天然。今朝复作乘龙者，只为生前不了缘”。也就是说，他已经收了窦娥，却又娶了龙女，这便是《红楼梦》里宝玉同娶宝钗黛玉的灵感源。“海藏龙宫，翻作桃花玉洞”，正合黛玉之桃花情结。“更新人容貌，宛然如玉”，正合黛玉容貌。“那知、在玉楼金屋”，正合后三十回宝玉娶双娇之情节。
第十出《闻凶》，蔡母将窦端云改名为“窦娥”，与龙女“冯小娥”正好是一对。又将金锁交与窦娥，正合宝钗之金锁。第十一出《晚达》，窦天章得志中举，还有“门子”出现，正合贾雨村中举及“门子”情节。第十二出《私奠》中，“未曾执盏泪先抛”，正合黛玉还泪情节。
后来，蔡氏因索债差点儿送命（合凤姐放债），而张驴儿用药误害其母（正合菖菱药害黛玉），县官胡图正合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窦娥冤”，正合“冯渊（逢冤）”。第二十出《探狱》，正合“狱神庙”之情节。最明显的是“莫怨东风当自嗟”一句，出自宋代欧阳修《明妃曲.再和王介甫》一诗（详见《红楼悟梦》拙文“占花名诗出自曹寅”），也被曹雪芹用在了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死金丹独艳理亲丧”第3段，用来影射黛玉。
最明显的是第十六出，蔡昌宗与龙女结婚，“恍疑在蓬莱阆苑”正合第五回“开生面梦演红楼梦立新场情传幻境情”第28段：“一个是阆苑仙葩”，正合宝钗。而接下来的“幸三生旧有一笑姻缘”，则正合黛玉。后文又有“这湘君与湘夫人原是尧帝之二女，舜帝之二妻，不可不见”，这分明就是曹雪芹写出宝玉娶二妻的灵感来源！
“长生乐”本是个词牌名，调见晏殊《珠玉词》，以其《长生乐·玉露金风月正圆》为正体，本来就是《红楼梦》里“金玉良缘”的灵感源。《长生乐》一剧的主要故事情节是东晋之时，有刘晨、阮肇二人，入山采药，迷路不得归。遇二女子引入仙洞，饲以胡麻脱粟饭，相与寝处数日，仍由二女子送出。及到家中，向之呱呱而泣者，今则皤然一老翁矣。团聚问讯，而家人嗃嗃，妇子嘻嘻，俱属孙曾辈。只此一来复之间，已经过七十多年。
剧本引子即称：“蟾宫摘桂高仙手，独占鳌头天下知。”正合元春的王妃身份。接下来刘晨有白：“下官刘晨，当年与兄弟同伴，上京赴试。蒙主龙恩，钦点文武状元。绕道还乡，行至天台山游玩山景，被猛虎冲散。多亏麻姑圣母，引进桃源洞，将瑞鹤二仙，许配我兄弟二人为婚。成亲七日以后，别过仙姑归家。盼望天色尚早，就此前行。”再有吹腔：
“兄弟双双上帝京，
蒙恩钦赐状元郎。
深山猛虎来冲散，
得会仙姑转回乡。
我们知道，元春判词中有“虎兕相逢大梦归”一句，正合“深山猛虎来冲散”。而元春的另外一句判词：“望家乡，路远山高。”正合“得会仙姑转回乡”。
《战荆轲》一剧已佚，《笠阁批评旧戏目》、《今乐考证》均著录为袁作。焦循《剧说》卷三：“箨庵制四折杂剧，如《战荆轲》之类，杜茶村之云：‘舌本生硬，江郎才尽耶？’”因为杜溶熟知袁于令，由此可知此剧为袁于令的晚年之作，而且是四折短剧，不是传奇。此剧故事故事取自“二鬼战荆轲”，即羊角哀与左伯桃，是汉初人，古代八拜之交之一，想当初刘关张结拜就是敬奉的这二人。
论剧中人物之个性，由其是与荆轲作战的羊角哀，性格刚烈、敢做敢为，正是《红楼梦》里探春的性格写照。而且“探”字含“手”含“穴”含“木”，正合剧中左伯桃在枯桑木下手赠衣粮，以及墓挨荆轲而被欺之故事。但曹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探春写成羊角哀，只好变着法儿把她嫁给外国人和番去了。剧中左伯桃被荆轲欺负，正合探春的庶出身份。《增广贤文》里有一句话：“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红楼梦》里，恐怕也只有探春一角，算得上是贾宝玉，即曹雪芹的知心人。
从荆轲这方面来看，对他的评价一般都是“悲情英雄”，他去做的事可谓是惊天动地，本来将成为扭转历史的大人物，可惜功败垂成。他出发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场面，这与探春远嫁的场景何其相似！结果却是失败，正合探春的薄命结局，绝非高鹗笔下的糊里糊涂地完壁结局。
袁于令朋友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七卷也记有这个故事，其中有《西江月》一词：
习习悲风割面，蒙蒙细雨侵衣。
催冰酿雪逞寒威，不比他时和气。
山色不明常暗，日光偶露还微。
天涯游子尽思归，路上行人应悔。
此词正合探春的结局－在归乡途中死于风雨海难。
《玉麟符》一剧，现也佚失，内容无从可考。“玉麟符”典出《隋书》卷六十三〈樊子盖列传〉。指刻有麒麟的玉质符信。隋炀帝为了嘉奖樊子盖之功，特意为他制造玉麟符，用以取代铜兽，表示特殊待遇。袁于令写有小说《隋史遗文》，对隋朝那些事儿，颇有心得研究。因此，我起初认为《玉麟符》的剧情，就是关于隋炀帝和樊子盖的故事。天启、崇祯年间，袁于令写了《金锁记》、《长生乐》、《玉麟符》和《瑞玉记》等戏曲。其中《长生乐》、《瑞玉记》和《玉麟符》已经佚失。有研究者认为，顾公燮《丹午笔记》所记载袁于令的《玉麟符》，系《玉符记》之别名。然而清人编撰校订的《重订曲海总目》里，既载有“吉衣道人”的《玉符记》，又载无名氏的《玉麟符》，可见两曲不是一种。另外，《今乐考证》则明确记载：薛既扬《玉麟符》。可惜并无其它资料可以考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袁于令至少改编过它。
据日本“中国城市戏曲研究会”所编《曲海》记载：《玉麟符》未知何人所作。以楚怀王孙心佩玉麟符，为婚姻关键。而所演皆项梁项羽事迹，半实半虚。剧云：楚怀王有玉麟符，祖传宝物也，一与其孙心，一与其大夫孙贻，约聘贻女为孙媳妇，以符为验。后遭乱散失。及梁羽奉心为楚怀王，访得孙贻之女，有玉麟符为佩，遂迎以为妃。按汉时有钢虎符、竹使符，唐时有银鱼符、银兎符、亦有麟符、及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符，此盖借用其字面，无所取义也。孙大夫，亦系凭空添出。虽然《曲海》也没有列出此剧的作者究竟是不是袁于令，但其所载内容却足以证明，《玉麟符》和《玉符记》并非同一曲目。
从字面上看，我们就知道《玉麟符》一剧，是湘云的灵感源。在《玉麟符》里，“玉麟符”也分身两块，最终成为楚怀王心与孙贻之女的定情信物。曹雪芹正因这一剧情，才在《红楼梦》里，将“玉麟符”写成“金麒麟”，并最终伏下“白首双星”。湘云判词中有“襁褓之间父母违”，正合《玉麟符》里面订的娃娃亲。“湘江水逝楚云飞”，正合楚怀王。“霁月光风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正合她因玉麟符而成为王妃。但后来还是“终久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楚怀王的日子并不好过，在位时间也不会很长。
前文已说明《玉簪记》是妙玉的灵感源，不再累述。
《玉符记》如今也已全佚。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之“新城北录下”记载：“《玉符记》（吉衣道人作）。”吉衣为“袁”，吉衣道人即是袁于令。即《扬州画舫录》载明，《玉符记》为袁于令所作。
再者就是《笠阁批评旧戏目》，《今乐考证》称之为《笠阁评目》，近人或又称为《千古丽情曲目》。作者是笠阁渔翁，不知系何许人。其中亦有记载：“《玉符记》袁令昭作。上下。”
还有黄文旸等《重订曲海总目》，于“国朝传奇”著录：“吉衣道人《玉符记》。”
因此，《玉符记》亦无著作权之争。这是一部描写明末时事的的戏。卓人月《残唐再创小引》云:“今冬遘凫公、子塞于西湖，则凫公复示我《玉符》南剧，子塞复示我《残唐再创》北剧，要皆感愤时事而立言者。凫公之作，直陈崔、魏事，而子塞则假借黄巢、田令孜一案，刺讥当世。”由此可知，《玉符记》一剧所演绎之内容，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崔呈秀、魏忠贤的事。
具体细节因剧本佚失而无从知晓，但从一些史籍记载中，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四记载了崔呈秀的结局：“庄烈帝即位，其同党知忠贤必败，内相携。副都御史杨所修首请允呈秀守制，御史杨维垣、贾继春相继力攻，呈秀乞罢。帝犹慰留。章三上，温旨令乘传归。已而言者劾呈秀及工部尚书吴淳夫、兵部尚书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副都御史李夔龙，号称“五虎”，宜肆市朝。诏逮治，籍其赀。时忠贤已死，呈秀知不免??后定逆案，以呈秀为首。”由于魏忠贤先崔呈秀而死，恐怕这也就是《玉符记》的最终结局。
其中，贾继春作为关键人物之一浮出水面。细思一下，“贾继春”不就是继元春之后，排行老二的贾迎春吗？“迎春”即“继春”，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们有理由相信，贾继春即是《玉符记》中的出场人物，而曹雪芹正是从他的名字里，构思了贾迎春这个贾府二小姐。
据史料记载，明朝末年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移宫案发生后，明熹宗终于顺利即位，但斗争并未平息。御史贾继春上奏指责东林党人过多干涉内廷事务，遭群起责难。熹宗下诏披露西李之事，把贾继春削职。此后，大权落到太监魏忠贤手里。魏忠贤执政期间，疯狂迫害东林党人，同时为三案翻案。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魏忠贤的授意下，糊涂的明熹宗居然把西李的行为忘的一干二尽，公开宣布西李无辜，尊封为康妃。又声称支持西李的贾继春忠谏有功，召回任用。
《明史》记载“继春再揭”－他曾两次力谏，之后又“益窘，惶恐引罪，言得之风闻”，说明也是个没准主意，畏首畏尾之人，正合贾迎春的“二木头”个性。贾继春复官后，为了巴结魏忠贤，重述移宫事时写了“娓娓数百言”，使“忠贤大喜”。
朱由检即位后，贾继春“知忠贤必败，驰疏劾崔呈秀及尚书田吉、顺天巡抚单明诩、副都御史李夔龙，群小始自贰。”他得知魏忠贤和崔呈秀必败无疑，虽然身在南方“督学南畿”，却立即“驰疏”。刘斯球告他“反覆善幻”，两贾继春也确实过分。为了巴结王安，他先是借移宫之事诋毁杨涟，见大家都向着杨涟，害怕将来还用的着人家，又“俯首乞和，声言疏非己意”，而一旦退了朝，却又开始暗中诋毁。从这些事情来看，贾继春就是个反复无常的懦弱小人。
忠贤事败后，贾继春又极度赞誉高弘图救杨涟之事，并且推荐韩爌、倪元璐，以便求得自己的清白。朱由检定逆案时，贾继春不列名单，朱由检便问他为什么。很明显，不为什么，怕惹麻烦呗，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朱由检最后对他的评价是：“惟反覆，故为真小人。”遂后判他坐牢，三年后，贾继春自恨而死。这充分说明，迎春也是薄命的结局。
有趣的是，贾迎春的丈夫中山狼的名字孙绍祖，也出自于《玉符记》。由于《玉符记》所讲之事在《瑞玉记》之前，所以一定会有崔呈秀、魏忠贤陷害忠良熊廷弼之事。熊廷弼为一代良将，虽抵御努尔哈赤有功，却被处死。史料记载的历史是当时西平之围吃紧，王化贞相信中军孙得功的计策，便发动广宁的全部兵力，让孙得功和祖大寿前往和祁秉忠会合，向前作战。刚交锋，孙得功便领头逃跑，于是明军大败，祖大寿逃往觉华岛去了。王化贞把孙得功看作心腹，而孙得功却早已投降，后来孙得功率领一众叛将把后金军迎入广宁。正是因为这场败仗，才使魏忠贤有机可趁，有了加害熊廷弼的把柄。所以，孙绍祖之名即来自于孙得功和祖大寿。
另外，剧中的其它情节也会成为曹雪芹的灵感源，比如当年有外戚李承恩，是宁安大长公主的儿子，家中藏有公主赐给的器物，魏忠贤诬告他盗窃乘舆服饰等禁物，将他判了死罪。我们知道，曹家正是因为藏匿了塞思黑(雍正之九弟允禟）的镀金狮子，才被洗劫一空的。
袁于令的《双莺传》是一部七折短剧，收在《盛明杂剧》二集中，署“幔亭仙史编次，武功山人评点”。其中一集“凡例”说：“作者如林，管窥有限。如旧刻冯北海有《梁太乙》及友人袁凫公有《双莺传》，一时散秩，未及推为冠玉。”
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已见著录。《今乐考证》之“国朝杂剧”收袁令昭《双莺》，刻本署“幔亭仙史”。《双莺传》创作不久就广为传唱。因《盛明杂剧》一集刻于崇祯二年仲春，则可推定，《双莺传》作于天启年间。
该剧写晓莺和小莺与两个落第书生商莹、倪鸿交往的故事。即写商莹、倪鸿两名书生秋试不第，遇二莺姊妹的事。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该剧都平淡无奇，并无可称道之处。青木正儿在《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说：“《双莺传》杂剧为毫无若何精彩之劣作，曲词虽稍为典丽，然语语陈套，多不足观。”“他还认为该剧：“一读过便兴味索然，目之为笑剧则滑稽不足，目之为风情剧则情味浅，不知其究何故而浪费至七折也。”由此可见一斑。
实际上，《双莺传》果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堪吗？
杂剧《双莺传》的篇幅是七折，在演唱上，不仅在不同折内安排不同脚色演唱，而且在一折中也允许不同脚色的对唱或合唱，曲调兼用南北。例如《双莺传》第二折(《古本戏曲丛刊二集》)曲调组合为：(番卜算)(北青哥儿)(醉归花月渡)(醉扶归)(四时花)(月儿高)(渡江云)(解袍歌)(解三醒)(皂罗袍)(排歌)(大迓鼓)(二犯朝天子)。足见《双莺传》之曲调，兼具南北之长，虽篇幅有限，却流传甚广，是一部经典好戏。
这部杂剧也是典型的才子佳人结构，整部剧突出一“情”字，并无新意。袁于令在《盛明杂剧》序里说：“沈林宗兄……索剧于余，余向未撰此(杂剧)苦无以应。”看来《双莺传》的撰写，有应邀的意思。此剧的创作时间，正是魏忠贤等阉党专权，东林党周顺昌等五义士阊门就义的时期，从《双莺传》里，可以感受到袁于令的不平之气。
现在，我们再读原文，终于有了帮手。商莹：“宝剑朝飞虹影。彩毫夜焕霞光。可笑年来。貂袭尘染，空剩英雄色相，醉向湘江（正合湘云）吸星斗，梦上秦台引凤凰。谁人识我狂（正合秦可卿、凤姐）？
接着介绍商莹际遇：“西风箫瑟满江干，匹马长嘶破晓寒，欲慰牢骚心底事，几回细捉宝刀看。小生姓商名莹（正合宝玉）、字雪映（正合宝钗）、旧吴人也、书窥二酉、兼通黄石奇谋（正合妙玉）、笔山三都（正合探春）、且谙白猿神术（正合惜春）、一腔热血、惜鲍叔之难逢、十载雄心、叹伯乐之未遇、近闻国家多事、献策于当事者、谁料数奇不遇（正合元春）……
[古轮台]危坐幔亭悲唱，血泪洒潇湘（正合黛玉），骑鲸上广寒，仙府听霓裳。
北青哥儿：“苦苦镇日价买笑追欢不暂息，晓来时露华轻晕香肌，黛扫就蛾眉（正合黛玉），窗底调笙吹篪，席上掉板掀槌，爱杀是舞袖的飘逸，歌喉清脆，学士们标题，浪子辈追随。
显而易见，《双莺传》里，也到处都是《红楼梦》的影子。但总体则呈现出壮士不得志，欲报国而无门，义气消沉，生活空虚的无聊氛围。又因晓莺和小莺这样的名字，正合“身量未足”的惜春，曹雪芹正因此剧，才写出了梦想出家的惜春。
其实关于神学，古代文学中不乏佳作，《双莺传》即是其一。禅师湛然也了解过祁彪佳的曲学，他的杂剧《鱼儿佛》，突出宣扬佛教思想。祁彪佳将《鱼儿佛》交给袁于令评点，袁于令作了大量改动，使之成为一部宣扬佛教思想的名剧。若此，我们对《双莺传》也终于有了更多了解，原来它同样是曹雪芹创作惜春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末文人如李贽，在六十岁以后，落发为僧。而大戏剧家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也带有浓重的佛教色彩，李贽和达观禅师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但袁于令评改的《鱼儿佛》，则以喜剧的形式，劝世济民。
《汨罗记》今已佚。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提到：“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唯散其事于《神女》、《双棲》记中。”这当然无需解释，因为屈原之《离骚》，即是王熙凤之灵感源。而“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判词，也必隐于其间。
《鹩鷸裘》是袁于令的早期之作，是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曲海总目提要》卷九说：“此取鹩鹬裘换酒为名。据本传。又旁采诸书。凡关相如故事，大概填入《红楼梦》中。”
我在拙著《红楼悟梦》之文章“贾雨村的‘正邪两赋’之一”中，曾分析出卓文君和红拂都有夜奔的故事，而她们在《红楼梦》中所对应的人物即是巧姐。所以，《鹩鷸裘》一剧，即是十二钗里巧姐的专属代言。不错，巧姐从贾府的出逃，一定也是夜奔的情节。而且，晴雯病补雀金裘的情节思路亦来自于此。
川《远山堂曲品·当垆》评云：“传长卿者多矣，惟《鹧鹬裘》能集众长，此亦足分半席。”周震麟在其硕士论文《袁于令研究》中认为：“袁于令所以也来选择这一题材写作传奇，原因就在于相如和文君的结合是他心中的理想爱情，而相如风流倜傥、赋才横溢，虽一时穷窘，但终于显达的个性、才能和仕途荣耀，都是袁于令所心神向往的。”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巧姐即是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期望。
《合浦珠》亦未见传本。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始见记载。姚燮《今乐考证》亦称：“与后夫容山樵作同目异辞”。张岱也在《答袁箨庵》中论及《合浦珠》，指出“吾兄近作《合浦珠》亦犯此病。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而狠求奇怪、故使文昌武曲、雷公电母，奔走趋跄。热闹之极，反见凄凉。”这里，张岱对袁于令过分追求怪幻提出了严厉批评。事实上，《合浦珠》作为传统剧目，早已流传了多年，近代尚存，今却佚失。
《合浦珠》全称《新镌批评绣像合浦珠传》，四卷十六回。题“携李烟水散人编”，其真实姓名不详，或许是徐震编纂，但原作者却肯定是袁于令无疑。作者摹拟唐人小说部分情节，组成奇巧曲折故事。作者具有娴熟技巧，文风浓重。
书中叙苏州书生钱兰，字九畹，与妓女赵素馨相恋，因有婚姻之约。后又与范太守女珠娘相爱，使人请婚范氏。范以曾有异人言，须以明月珠为聘，方可如请，故不允。后生与程生各得一珠，女父不知所从，乃试以诗，而生得入选成婚。既而复娶向所恋妓赵素馨与白瑶枝，后官至侍郎。生颇羡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人，自称“希白居士”，题所居堂曰“希白堂”云云。
此曲之对应人物再明白不过，其中“钱兰”即喻贾兰，“九畹”暗藏李纨，“合浦珠”、“珠娘”及“明月珠”正合贾珠，真是一丝不差！
回目中，“梅花楼”正合李纨的老梅形象。而第10回：“咏雪诗当垆一笑”，正合《红楼梦》第五十回：“芦雪广争联即景诗”。第11回又有：“因赛神计劫兰闺秀”（合贾兰）；第12回：“为深情魂遗金凤钗”（合宝钗、凤姐）。
《珍珠衫》同样是一部传奇，今仅存《歆动》、《诘衫》二出，见于增订本《南音三籁》《纳书楹续集曲谱》、《弦索辨讹》等书。吴梅在《顾曲麈谈·谈曲》中说:“《珍珠衫》且浮爽不堪，如《歆动》一折，全墓李玄玉《劝妆》之调，而??最足败坏风化”。
这出“败坏风化”的戏，当然非秦可卿莫属。“珍”即贾珍，“珠”即贾珠。所存《歆动》、《诘衫》二出，即是脂砚斋所记之“遗簪”、“更衣”诸文。
《瑞玉记》也是一部描写明末时事的戏，演魏忠贤门下走卒应天巡抚毛一鹭及织造中官李实构陷周顺昌及五义士事。乾隆十三年修《苏州府志》卷八十“杂记”三有关于袁氏创作《瑞玉记》的一则记载：袁箨庵于令作《瑞玉》传奇，描写逆珰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太监李实构陷周忠介公事甚悉，词曲工妙，甫脱稿，即授伶人，群绅士约期袁集公所欢唱演。是日群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伶请曰：“剧中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群公各拟一调。俄而袁至，告以故，袁笑曰：“几忘之！”即索笔书〔卜算子〕云：“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群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一鹭闻之，持厚币密至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
无论“瑞玉”还是“织造局太监李实”，这部戏都指向了《红楼梦》里的男一号－贾宝玉。因该剧已佚，具体内容无从得知。
为何曹雪芹会对袁于令如此看重？原因在于，他俩经历太相似了。与曹雪芹一样，袁于令长像也很“不靠谱”，据说他“短身而赤鼻”，曾在BJ国子监读书，但没等他功成名就，便被褫夺青衿，开除了学籍。他功名受挫，仕途无望，因此才投身于戏曲文学。而曹雪芹则是年纪轻轻便被抄家，也因家族没落、前途渺茫而投身写作，两人真算得上是难兄难弟。
袁于令生活在一个优裕的诗书家庭中，从小耳濡目染，接受了良好的文化教育，这又与曹雪芹何其相似？曹雪芹自幼在爷爷曹寅的《千家诗》之熏陶下长大，与袁于令相同，也是上层社会有身份的少年公子。这样的人生阅历，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十九岁，才华横溢的袁于令即开始文学创作，写了成名作《西楼记》、《金锁记》、《珍珠衫》、《鹅鹬裘》。袁园客曰:“皆少年之作。”(《南音三籁》)。这一点，与曹雪芹也是同步的。
袁于令后来迁居金陵，与曹雪芹成了老乡。他随性豪放，爱交朋友，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如吴伟业、尤侗、王士禛、周亮工等人。袁于令风流不羁，放荡狂放，但也渴望建功立业，追求功名。可以说，袁于令为曹雪芹树立了榜样。
但袁于令也因其随意，惹来不少非议，李渔即是一个。他白话短篇小说集《无声戏》中有一篇《清官不受扒灰谤，义士难伸窃妇冤》，主人公名叫赵玉吾，就是影射袁于令。而袁于令也不客气，他在《娜如山房说尤》卷下中对李渔进行了报复：“李渔性龌龊，善逢迎，游缙绅间，喜作词曲小说，常挟子弟过游，使隔帘度曲，或使之捧觞行酒，并纵谈房中，诱赚重价，予曾一过，后遂避之。”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是种种发泄，例例鞭挞，通过文学作品，来“出气”、“炮轰”，报复那些给自己造成不良影响之人。以曹公之力，恐怕在他的如椽巨笔下，所到之处，也是一片狼烟。比如焦大口中的“扒灰”和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等等原始情节，恐怕就是源自于李渔与袁于令之间的口诛笔伐。
顺治十年癸巳(1653)，袁于令62岁时，湖广抚臣题参袁于令等官“侵盗钱粮”。由吴伟业著《吴诗集览》卷十四《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程迓亭可知。袁于令因“侵盗钱粮”被罢官。而这与曹家的亏空和“骚扰驿站”的罪名，真是如出一辙。因此，袁于令的一生，虽风流才调，高绝同侪，然而时运不济，个人命运不幸与国家的命运搅缠在一起，令使他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作家。
创作方面，袁于令的确过分追求怪幻，使作品内核无法避免平庸。他不负责任的态度，信马由缰的结果，使自己逐渐脱离生活，想入非非，失去了创作的土壤和本源。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正是袁于令本人及其作品，为曹雪芹搭建了向上的台阶。在此基础上，《红楼梦》的创作，当然会有更高的层次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