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都是泪。

职工上万，资产数亿，年产原煤数百万吨的国营煤矿的一把手，为了下属单位区区两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竟然抠搜到这种程度。

金额不算大，只是借用两个月而已，又不是不还。

你还别不相信。

在严酷恶劣的大形势下，当时整个煤炭系统哀鸿遍野，榆树坪矿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年度经营亏损也超过了千万，拖欠职工的工资超过了半年。

一些生产条件差，负担重的老矿区，拖欠工资的情况更为严重，累计拖欠超过一年、甚至两年的不是少数。

各地屡屡发生煤矿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成群结队抢收矿区周围农村尚未成熟的庄稼，和农民发生流血冲突的群体事件。

矿工不是土匪，这样做实属无奈。长时间领不到工资，没钱买米，一家老小都在饿着肚子。

年龄大的人应该知道这个新闻，在某个有“煤都”之称的老矿区，五千多名矿工带着干粮，背着水壶，日夜兼程，历时三天，徒步两百多公里，去向当地省政府要饭吃。

在这支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白发苍苍的退休职工，也有不少因公致残，行动不便，拄着拐杖或摇着轮椅的伤残职工，甚至还有在井下工作了几十年，罹患矽肺等职业病的老矿工。他们走两步就喘不上气来，需要在别人的帮扶下，才能勉强跟上队伍的步伐。

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高速公路向省城进发，蜿蜒十余公里，把双向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塞得连兔子也跑不过去，让这条交通大动脉瘫痪了整整一个星期。

这个事件的影响很大，直达天庭，导致最高层直接出手干预，才平息了事态。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实，任谁也抹不去共和国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作者曾经是一名矿工，是这个事件的亲历者，三十年后回想起来，每每都是泪眼模糊。

当时的国家是真的难啊，成千上万的国企日子真不好过。

从杨树林办公室出来，时隔不到半日，我再次踏进供应科科长办公室。

马科长见我又来了，连连摆手说年轻人要知足，不要得寸进尺，年前的采购计划真的一点都没有了，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有用，除非拿着资金计划来换。

我陪着笑解释，说马叔您老别紧张，我今天找您，只是想从供应科借点东西。

马科长不再说话，神情戒备地盯着我，唯恐我提出让他为难的要求。

我对他说，昨天您大慈大悲，给了我个挺大的单子，可我回到厂里一看，库房里没有材料，财务帐上也没有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开工啊。干脆您好人做到底，再借我十吨五个厚的钢板，月底我交了货，结算时您直接把钢板的钱扣下，再采购同规格的钢材补库。

不等对方开口拒绝，我紧接着补充说道，您别说没有。刚刚我专门去你的金属库里看过，中厚板材有上百吨。保管员说，这些东西放好几年了，基本上没怎么动过。

向供应科借钢板的主意是孙建成出的，相关信息也是他提供的。

老孙说，只要能说动马科长，从供应科借点钢板出来，至少这次能节省的三分之一的流动资金。

马科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急呲白咧地说：“你说的那些钢材，是应急储备物资，别说是我，就是杨矿长也无权动用，你就别打鬼主意了。要是万一发生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物资被挪用的责任，你能替我担着？”

我把胸膊拍得叭叭响，说，那是必须的，到时候我绝对会主动站出来，承担挪用应急物资的责任。

这种话只是说说而已，我和老马都不会当真。

真的要是发生了紧急情况，出现因储备物资被挪用，影响救援工作的情况，追究不追究其他责任不说，至少老马的供应科长是当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