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雅主动提出借钱给厂里，帮我解决了一个大难题，高兴之余，我说晚上要请厂部的人吃饭，庆祝修造厂全面复产。

话音未落，办公室的门被人推开，一个身穿皮衣皮裤皮靴，手里提着大头盔的小伙子，裹着一团冷风走了进来：“龙哥请客，千万别把我落下。”

我闻声转身，疾行两步，重重擂了来人一拳：“什么风把你小子吹过来了？”

这个胖乎乎的家伙，是我的兄弟卫大宝。

卫大宝经常给人吹嘘，说自己和“龙哥”是过命的交情，比亲兄弟还要亲。

我很讨厌“龙哥”这个江湖气十足的称呼，不止一次警告过他，以后不许这样叫我，不然和你断绝关系，兄弟相忘于江湖，誓不来往。

大宝压根不吃我这一套，说兄弟兄弟，有兄有弟才行，想绝交，你一个人说了不算，弟弟我同意了才能算数。

大宝说，“龙哥”这两个字他叫起来顺口，能证明咱哥俩的关系和别人不一样，能表达兄弟对你海枯石烂，天长地久的深情厚意。

听听，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理由。

面对大宝的无赖相，无论什么样的警告和威胁都没用，我没办法，只能随他的便。

体制内的人对这类事比较敏感，一个年轻干部，在机关单位里，如果整天被人“龙哥”、“龙哥”的喊来呼去，迟早是要被领导叫去谈心的。

幸好，我参加工作时年龄小，无论在哪个单位上班，打交道的基本上都是年龄比我大的人，只有我叫人家哥的份，很少遇到叫我哥的人，所以“龙哥”这个称谓，到目前为止，使用者只有卫大宝一个人。

我自己也没想到，短短三四年之后，“龙哥”这个名号，会在古城煤老板的圈子里叫得极响，成了我林某人的代称。

卫大宝说和我是过命交情的兄弟，这话倒不是吹牛，我至少救过他半条小命。

我俩是同一批被招工到榆树坪矿的，一起参加了新工培训，又一块被分配到运输队当轨道工。

当时，我还没过十六岁的生日，卫大宝更过分，他比我小一岁，才十五岁就当了矿工，严格来说，我和他都是童工。

大宝是当地人，家就住在矿区南边的山坡上，步行最多一个小时就能回家，骑摩托的话，也就十几分钟的事。

榆树坪建矿时，征用了大宝他们村几乎所有的耕地，和村里签了协议，未来十年内，村里的适龄青年，在矿上招工时有优先权。

我和大宝参加工作的时候，榆树坪矿刚投产不久，产能正逐渐释放，每年都会招收大批新工。

当地农村的年轻人，只要愿意，都能到矿上上班，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端上国企正式工的铁饭碗。

当时，村里的人想方设法更改未成年子女的年龄，把他们塞进矿上当工人，早早开始给家里挣钱。

更改年龄在当时不难，是一种稀松平常的社会现象。

招工时，卫大宝的年龄只虚报了三岁，还不算太过分。

我知道最极端的情况是，生活还不能完全自理，动不动就抹着眼泪要找妈妈的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也能成为档案齐全的正式工。

领导不敢让他们下井，只能安排在地面辅助单位，干些擦桌子扫地之类的杂活，相当于把这些娃娃们养了起来。

我和卫大宝年龄相近，都是农村出来的娃娃，能玩到一块，很快就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

轨道班的工友都比我俩的年龄大，人家不带我们玩。

上班的头半年，我和卫大宝在单位里是难兄难弟，一起上班，一起下井，一起干活，一起洗澡，一起吃饭。

大概是我们在运输队上班第四个月的一天，班长安排两个老师傅，带着大宝和我两个新工，在井下下山车场更换道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