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不知日据时期的西南联大？许许多多的文献描述西南联大，例如杨潇的《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及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等。云南的天气晴得可爱。在汪曾祺全集中，他有对于自己如何在一九四零年代从江苏高邮到上海过马六甲海峡去香港还是越南发着高烧考试，考点似乎设在香港或者河内，后被西南联大中文系录取，经这条路线再次入校报道的一段叙述。在这样的日据战争情况下，西南联大成了我国边陲高等教育的一抹亮色。

这里当然有无数包括建筑系林徽因梁思成夫妇、中文系金岳霖先生、生物系小儿麻痹糖丸发明人“糖丸爷爷”顾方舟先生、爱国文士闻一多先生等等众位中华新文化奠基人的种种教学和生活轶事。

看汪曾祺先生的描述即可有所感受。日军在这边空袭，女孩子们在那边烧热水洗头发。空袭的时候，也许和能源链条有关，锅炉便充满了热水。大多数人早就得到通知，都撤走了，只有那少数一两名又爱漂亮又浪漫讲卫生到不怕死的姑娘仍然在锅炉旁烧热水洗头发。

还有上课时候的金岳霖老师，养着一只大公鸡。以及对于学校食堂家常菜的描述和联大外面3元钱一碗米线的描述。

《我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是汪曾祺先生带给我们的一幅有声有色，如诗如画，义理分明，甚至有日军空袭等情节的全景描绘。这是利于民族存亡之关头，凝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精华的，在日据时期仅存八年，却培养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174位两院院士，以及众多文学艺术、科学领域的杰出人才。其通识教育的理念和方法，运用外国语进行全面积淀和知识奠基的方式，运用文史哲、美学写作国学、逻辑诗词艺术神话心理学、数理化生物等全面的教学师资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让学生们感到极为舒展而饱满。

然而这一切的开篇，却是以1937年7月7日事变以来，日军占据清华园养马开始。五四大街上的北大红楼，成了日军宪兵司令部。7月29日，南开大学遭到日军轰炸，校园被毁。教育部召开会议，决定三校合并，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三校师生一路辗转，有的徒步到长沙，有的沿路乞讨，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带着从学校偷运出的部分仪器、资料，闯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

在各方努力下，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复课，由于缺乏教室，有的课程必须安排到傍晚，学生缺少课本，只能依赖上课听讲，老师缺少资料，只有凭借记忆开展教学。

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许多教授依然笔耕不缀，这一时期，汤用彤完成了《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金岳霖《论道》问世，冯友兰《新理学》付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