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书记的第一个战役打赢以后，又赶上了春茧收购，城关镇的老百姓已经在前任领导的高压下扩种了近万亩桑园，按每亩60斤的保底数，镇上的缫丝厂以每斤六块钱的价格收了60万斤的蚕茧，然后周边几个镇的其他丝厂就没有货源了，没有货源就会失去工人，而且机器还会被腐蚀，所以蚕茧价格逐步上涨到了八块钱每斤的时候，镇干部都认为是天价了，想把蚕茧全部卖掉，赚个百把万，严书记却沉得住气，涨到十块钱的时候，他仍然稳坐钓鱼台，因为他知道其他的丝厂货还没有备足，无法开工，直到十一块钱的时候，他才让镇里的丝厂卖了40万斤，镇上留下了20万斤，让本镇的缫丝厂生产，保证了工人们能苦到工资。

镇政府又赚了二百万元，不仅还清了外债，干部的工资也补发了，还把镇政府的所有危房全部拆掉，一前一后盖了两栋三层小楼，彻底改变了办公环境。

为了农民增收，镇领导真是绞尽脑汁。常规的土地已经在党的领导下改造为水旱轮作，让这里的老百姓都能吃上了大米饭。轮作的小麦品种大多是3039，水稻品种一般的是“泗优”系列，好的是“籼优”系列，单产一般都能过千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稻下来能卖五角钱一斤，老百姓对收入还算满意。

一九九〇年因为在中国开了亚运会，“亚洲风乍起，亚洲雄风震天吼…”一首歌唱遍了大江南北，省农科院培育出了水稻新品种，趁着亚运的东风起名为“亚优二号”，又经过多次的栽培试验，感觉技术已经初步成熟，准备搞小范围推广。

农技站陶站长获知此事就向镇里严书记和镇长汇报，请来了省农科院教授，准备在镇里找千把亩地为新的水稻品种“亚优二号”制种，好沾亚运会的名气。

专家名字也好，叫张国强，他立即被严书记待为上宾，生活上的高标准招待还不算，每天的晨会点名时，张国强坐在中间，书记、镇长各坐两边。

严书记用了十几分钟介绍了专家的背景，又用二十分钟讲授了种普通水稻和制种育种收益的巨大差别，再又花了更长时间要求全体镇干部统一认识，把制“亚优二号”水稻种当做中心任务。

然后是张教授口若悬河从国际到国内，再到国内各省的水稻品种分布，经济效益对比，讲了孟德尔的豌豆实验，把全体听众渐渐带入了水稻三系杂交育种的新境界。

经研究决定在大庄和闸前两个村各调出500亩地，用于制种，张教授就吃住在农技站，陶站长负责照顾生活起居。

张教授不厌其烦给所有镇干部讲解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三系分段育苗的知识，这些专业性太强了，不赘述。

公母稻的行、株距套种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公稻要自然生长，母稻要控制高度，略低于公稻15到20公分，这样到时候公稻柱头上的花粉才能飘落在母稻的花蕾上。

张教授每天早上都给镇干部传授知识，本来全体镇干部是一个人包驻一个村的，现在都来围绕这一个中心任务，一个镇干部连一个组都不能管了，只能管20亩地。

按张教授的说法，该给母稻打920矮壮素了，这可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技术活，为了精确控制高度，要求农民按50:1的浓度配一肩背喷雾器的药水，而这一桶水要均匀的喷洒在80公分宽150米长的母稻上，不能多喷，喷多了长得太矮，也不能少，喷少了会长高，更不能喷到旁边的公稻上，这活仔细的太要人命了，好在大家都是农活的老把式，最后公母稻生长的高度差，还真的就那么符合了要求。

教授的老婆也来了，他们一起白天在地头，一块一块的看长势，晚上回镇政府大院向书记、镇长汇报进展情况，决定第二天的工作方向。

他们偶然有空到城里去转一趟，也真稀罕。那年头时兴当街开福利彩票，2块钱一张，一等奖21寸进口彩电，价值5000元，二等奖是冰箱也值3000元，然后还有洗衣机，自行车啥的，张教授也真是鸿运当头，居然就摸奖摸了个大彩电回来。

这事立即被两个制种村传开了，老百姓怎能承受这个诱惑，拖拉机全部开动，拖拉机上能坐多少人就坐多少人，自行车全部出动，全都扑到城里摸奖了。一注两块肯定是不过瘾了，一次十块钱的、二十块钱的，还有买了一百元的，可以想象，除了少数几个人拿回几袋洗衣粉，都是铩羽而归，疯了。

还有个小插曲，镇里人大高主席一次和几个镇干部在城里里喝完酒也走到了广场边的售彩票地方，几个人都说要摸彩试试手气，大多数人都赞同，高主席却说没带钱，管计划生育的卜镇长说：“老高，别抠门，试试手气，你要是没带钱，我借给你五十块钱。”于是就掏了五十元给高主席。

谁知高主席竟然摸了一个冰箱，但他没有声张，把彩票装进口袋后又掏了五十元钱还给卜镇长说：“算了吧，我还是不玩了，摸不到东西再花了钱，回家不好和老婆交代。”卜镇长说：“摸不到算我的。”高主席还是执拗着要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