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来了，小区里的银杏成熟了。秋风一吹，银杏果就一颗颗往地上掉。

宁宁的爸爸妈妈挎着老家带来的篮子，每天去小区里转一圈，就会捡回满满的几篮银杏果。他们把银杏果浸在一个个从老家带出来的水桶里，几天后，银杏的果皮就烂软了。他们再套上手套揉搓，于是，一颗颗白壳皮的银杏就脱离了果皮，露了出来。宁宁的父母又把带壳的银杏果放在老家带出来的竹蔑筛里摊开，放在阳台通风阴凉处风干。银杏果不能晒太阳，一晒，果肉就会变成白粉。

每天回来，宁宁能感受到父母丰收的喜悦。“以前觉得城里不好，太窄太小，太闷，现在啊，农村里有的，要用的，我们都能带出来。放在以前啊，我们这个高血压那个糖尿病，早没人做了，现在我们还能活着享受生活，年轻时那么苦，想都想不到。”

宁宁塞给妈妈1万元钱，“今天刚收的三个月公寓的房租，给你们买菜用！”妈妈本能地推辞，“你自己拿着，我和你爸除了买点药，又花不了多少钱。”宁宁往妈妈的围裙袋里一塞，就进房间去了。

十几年前，宁宁的妈妈查出了糖尿病，那个一向自信自己身体很健康，从来不用吃药的女人，在健康面前，也只能认怂了。再过两年，宁宁的爸爸几次眼睛发黑，这个有多年高血压却从不吃药的男人也开始了吃药。

宁宁心里隐隐担心，她又想起外公去逝时妈妈那伤心欲绝的样子。那子未孝亲不在的遗憾之痛，宁宁一直记在心里，也怕在心里。她几次想接父母来杭州，但是，以前没有房子，后来有了房子也太小，再后来离婚了又没有了房子，让她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实面前，只能屈服。一边屈服于现实，一边又对父母担心不已。

宁宁还发现了一个让她更担心的事实。农村里山青水秀，空气净好，城市里一片钢筋水泥，雾霾皑皑，但是，宁宁发现老家和父母同龄的人正一个个离去。随着农村生活水平的好转，那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终于有钱吃肉，然后又固爱几十年吃下来的腌制菜。肉加咸菜是现代农村人的主菜，重盐的菜和大碗米饭构成了他们每天的基本食材。于是，老家农村的人一到中年都开始高血压、糖尿病缠身。宁宁父母家前后左右的邻居，一个个五六十岁就突然离去。有一个妈妈的好友在山上干着活就倒下了；对面的大妈是坐在椅子上吃着饭，往前一扑就走了；左边的邻居是喝了一瓶啤酒，一场午觉就再也没有醒来。除了三高群体外，还有很多癌症患者，一个个生龙活虎的农村人，一旦查出，基本都是晚期。

宁宁把这种担心和自己的姐姐和妹妹说了，他们也一样担心父母。宁宁又把这种担心跟一位被自己视为人生导师的大哥说了，大哥支持她把父母接出来。那是宁宁离婚一年后的一天，那大哥说：“其实每个人的灵魂是需要家庭滋养的，你现在一个人生活，父母其实也在担心你。有时一个小家加上两个老人，互相要顾及外人，住在一起并不一定舒适。你现在是一个人，如果跟父母说让他们出来照顾你，他们一定愿意出来。而且你陪伴父母时，他们没有外人女婿的干扰，会很自在，这是你让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最好契机，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生活方式。一个人一生能够完完全全陪伴父母的机会，真的不多。”

大哥的话坚定了宁宁的决定。以前她也接过几次父母，每次她会跟父母这样说：“如果你们出来，我就去租个大一点的房子。”父母不同意，说家里事太多，种的东西还要收。

这一次，宁宁直接去租了一个三室一厅的房子，租金3500。宁宁跟父母说，房子我已经租好了，三室一厅，租金很便宜，才1000多。如果你们不出去，我就一个人住，这么多房间很浪费，而且你们住在老家我们也不放心。父母在这样的逼迫之下，出来了杭州。

一年后，宁宁的爸爸自感不适，送去医院，突然舌头歪了，医院诊断为急性脑梗。住院几天后痊愈出院，一切生活正常。从此，父母再也不念叨回老家了，因为如果在老家，他们不知道命是否还能在。

但是后来，父母终究知道了宁宁租房的真实租金，于是天天催着宁宁去跟房东还价。“哪有这么高的租金啊，这房东也太黑心了，让他便宜点。”宁宁理解父母对钱的心疼，她也渴望自己能买个房子。但是，陆俊的房子贷款还没还完，宁宁的名字还未能从那房子去掉。宁宁的户口还挂在老家的人才市场，对这个她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城市来说，宁宁还是个外地人，外地人名下只能有一套房子......那种无边无际的购房梦，对宁宁来说，就如梦魇般的存在。城市规则的制定，永远在伤害着一批人，那批本该最需要保护的人。

宁宁的妹妹对着宁宁抱怨到：“姐夫真不靠谱，结婚的时候我们一家没向他要过一分钱，房子还是你用天才的脑子买下的，如今房子给他吧，还被他吊着名字买不了房。”

宁宁又何尝不郁闷至极，甚至对陆俊产生了愤恨。

宁宁的妈妈心疼自己多年积攒的私房钱全给了宁宁做买房后的贴补，如今，女儿又落得没有了房子。她想念叨，但是每一次刚提起，宁宁的爸爸就用眼神制止了她。